“清商三调”不但经过魏时乐官的选择，到了晋代以后，人们似乎又增加过一些曲调，如《平调曲》中的《铜雀台》，其本辞虽已不存，但从题目和后人拟作看，大抵是凭吊曹操身后之作，其情调多少和陆机的《吊魏武帝文》相近，恐怕不是魏代“清商乐”中原有的乐曲。所以“清高三调”中的乐曲，情况恐怕比《相和歌》要复杂得多。
《乐府诗集》中的《相和歌辞》部分，虽然包括了不少汉代的民歌。但在汉代，曾产生多种多样的民歌，决不止《相和歌》一种。现今所存的汉代民歌名目，如《宋书·乐志》中提到的“但歌”，据说曹操很喜欢这种音乐，而晋以后就失传了。此外像《汉铙歌》十八首中的《战城南》、《上邪》、《有所思》等，其歌辞显然也是民歌。据《汉书·礼乐志》载，汉武帝时设乐府，采诗夜诵，有赵代秦楚之讴“。乐府之官一直到哀帝时才撤销，而即使乐府之官撤销以后，民间仍然会有新的民歌产生。《盐铁论·散不足篇》：“往者民间酒会，各以党俗，弹筝鼓缶而已，无要妙之音，变羽之转。今富者钟鼓五乐，歌儿数曹。中者鸣竽调瑟，郑儛赵讴。”《汉书·礼乐志》说汉成帝时，“是时郑声尤甚，黄门名倡丙疆、景武之属，富显于世。贵戚五侯定陵、富平外戚之家，淫侈过度，至与人主争女乐”。这些情况还是哀帝罢乐府之前的事，但从这种盛况推测，就很难说当时民歌只限于《相和歌》的十七曲或十三曲。至少像上面谈到的《董逃行》，总是东汉时代的产物。所以曹操、曹丕作诗，学习汉代民歌，并不限于《相和歌》一种。
……
展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