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海同志作《诗法举隅》，既成，问序于永。
东海所举的诗法，既详且尽，其实已经不是一隅了，即使我想写一篇序，也实在感到无可补充，因而也就无序可写。
虽然，有可言者。
古人说；“诗言志。”又说：“诗者志之所之也。”又说“诗可以兴，可以观，可以群，可以怨，迩之事亲，远之事君，名识于鸟兽草木之名。”托兴观群怨之感，尊之则上同于君亲，贱之则同于鸟兽草木，实在有些不伦不类。诗人之志，似乎不应如此。
虽然，有说。
段玉裁注《说文》云：“《周礼》保章氏注云：‘志，古文识。’盖古文有志无识，小篆方有识字。……今人分志向一字，识记一字，知识一字，古只有一字一音。”推是以论，诗言志者诗言识也，诗者志之所之也识之所之也。事君事亲则有识，鸟兽草木则有识，其尊卑诚有别，其记载则宜无异。荷马之歌；腊玛延那玛哈帕腊达之篇；乃至拉萨尔王子之传传；与“厥初生民，时维姜嫄，生民如何，克湮克祀，以弗无子，履帝武敏歆，攸介攸止，载震戴夙，载生载育，时维后稷”；固无二义。诗之言志，其义固在于此。
言志是第一义，其次是言情。陆机说“诗缘情而绮靡”；是一个最详尽的解释，也是诗的进一步的解释。诗至于言情则宜无可加。尾生抱柱而死，叔先雄自沉而死，乃至《楚辞》作者之投湘而死，庐江小吏之自挂东南枝而死，其情之沉挚痛切，宜可以与天地并而不朽。情之所至即诗之所至，诗而至此，不可与言法，亦不宜于言法。平上去入，阴阳翕合，作者无此一念，即举者亦无可举。东海深于诗者，以为何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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