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市场背景下的长篇小说<br> 2003年12月26日《北京青年报》发表了一篇评论员文章:《从郭敬明涉嫌抄袭看文学价值尺度的丧失》。文章所处的栏日本是一个发表社评文章的位置,总是由张天蔚等嗅觉灵敏、言辞锐利的评家对时下最热门的话题如巴以冲突、孙志刚案件、民工工资拖欠甚至萨达姆被捕之类的事情进行述评。这是我第一次在这个栏目里读到和文学有关的评论。看来,有了“突发事件”,文学话题也能转变为社会话题。文章的立论主要是人称“韩寒第二”的郭敬明被控抄袭“另一位女作家”庄羽的长篇小说《圈里圈外》,在论者判断郭的长篇小说《梦里花落知多少》确与庄羽的《圈里圈外》“极其相似”、“几乎雷同”的前提下,对文学批评界对此没能给出及时有力的说法表示不解,进而发问:“这是否意味着我们的文学已经丧失了是非标准和价值尺度?是否意味着文学批评界已完全失语?是不是暗示着一个惟利是图的文学时代的来临?出版商的眼里只剩下了利润,再也无须考虑社会效益和文化责任?”抛开就事论事,这一连串的发问在我看来确实直指批评的要害,让对此承担责任的人汗颜。<br> 面对每年上千部的长篇小说创作,批评家们真的一点作为也没有吗?我想起批评家雷达在一篇访谈里谈到的事实,在平均日产两部的长篇小说中,“每年大概有50-60部新作会有一些评论给予关注”。<br>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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