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6年7月15日，闻一多出讪李公朴追悼会后，在返家的路上被枪杀。“闻一多之死”于他自己是“诗”的完成，是从作为艺术的诗向作为行为的诗的完成；于他的时代是重要的樗，无论是闻一多早年所信奉的“国家”，还是40年代所坚持的“人民”，都在闻一多的身影下得以凝固。在现代文学史上，他所获的殊荣仅次于鲁迅。事实上，在闻一多大部分生涯中，他都是作为一个诗人而生存的，无论是格律诗潮流的推动，还是埋首古籍整理传统文学，甚至是他激烈又生动的政治活动，显示的都是一个诗人，而非学者或政治家。闻一多的国家主义、闻一多的学术研究、闻一多的人民伦理，生发点和感觉都是诗人式的。尤其是“闻一多之死”慷慨激扬，颇有楚人之风。后来的立秋都赋予了一个高度政治化的闻一多，这是一个颇为让人疑惑和不真实的形象，闻一多在现代诗学史上最早肯定了“神秘元素”在诗歌中的重要作用，并揭示了“隐”即“兴”、“象”与西方诗歌“意象”、“象征”的内在联系。努力寻找中国传统诗学与西方现代诗学之间“对话”的可能性。而且在诗歌实践中，他运用创造梦境与幻象、意象与象征、死亡意象与氛围等，给诗带来了神秘美的特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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