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评论”到“批判”的转变
柄谷：1989年的《国文学》特辑以《斗争着的评沦》为题，但我认为这是因为评论这个词在当时有很大的意义。“评论”，我认为它本身的意思渐渐地在变化着。一般而言，就是文艺评论。1989年的时候也有这个意思，同时，也包古着康德式的批判的意义。以前，我曾在《国文学》写过散文，曾把康德的“批判”一词译为日语中的“评论”。大正时代，西田几多郎曾写过《康德的评论哲学》。在此基础上，我就以“评论=批判”的两重含义来思考。但是，那时我还没有好好阅读过康德的作品。进入90年代之后，我认真地研读了康德。1992年时开始了《探究三》的连载。这之后就是《跨越性批判》的康德论了。那时就不再考虑文学这回事儿了。
但是，开始研究康德的时候，我的脑子里已经有了文学评论的念头了。一个是，现代思想之类的东西十分流行。但本质上就是评论，甚至我想说还是文学评论。还有就是，我认为虽然说文学的地位正在下降，但文学评论仍具有重大意义。在美国叫做“理论”，虽然我自己也属于理论家，但我觉得只要单纯的“评论”就好了。因为在我的理论中，文学是有基础的。但实质上，就时机而言文学还很遥远。
关井：夏目漱石把刚刚说的“理论”译为“哲理”，现在虽然翻译成“理论”，但据说这一概念是代替哲学的概念。我关注这一概念，想要指出的是，理查德??罗蒂在《哲学的解构》中提到的“理论”伴随着哲学的衰亡，始于19世纪的“新混杂流派的著述法”，这种著述法指的是跨领域给各个领域带来影响的著述。柄谷先生的工作以及对漱石、安吾的关心而引发兴趣，这个概念是从70年代到80年代“智慧”这一词汇所象征的意义。这在某种意义上颠倒了一种现状，即用各式的方法使各式饱含过时的理论，没有限定形式，失去普遍性的意志。反映在表示这样的哲学的复兴的事物上。
例如，柄谷先生的《马克思可能性的中心》以及《作为隐喻的建筑》、《探究》等的工作，当然都能看作是当时在实践的理论。事实上，《作为隐喻的建筑》一书，超越了文学，给包括建筑家在内的各个领域的人们带来了影响。文艺评论像这样跨领域，给众多领域带去重大影响的先例是没有的。小林秀雄写的《近代绘画》也并没有在现代绘画界带来巨大影响。这是因为小林秀雄不过是个鉴赏家。但是《跨越性批判》一书，与其说是理论，我认为不如说是哲学更准确。这个特辑被命名为《柄谷行人的哲学：跨越性批判》，就是这个原因。
栖谷：刚刚说的“理论”是用美国的语境区分的。说哲学的话，分析哲学的意义很强。与此相对的，法国派的哲学文学性很强。但是这同狭义的评论是不一样的。因此，不是狭义的哲学也不是狭义的文学评沦，这样的工作才能被叫做理论吧．但是，在日本把其称为评论比较好。这是为什么呢？因为日本将法国派的哲学，比较传统地从文学评论的角度吸收过来了。罗蒂以及德里达都是专业的哲学家。他们将哲学称为解构的形式，形容其接近文学。或者是文学在一个比较高的地位上。但是，我从一开始就是从事文学评论的，因此，这样的话，我接受不了．相反地，我倒是渐渐地开始从事哲学性质的工作。
在此之前我也从事哲学性的工作，但是自己真实地感到自己在研究哲学，是开始康德的研究之后。在那之前研究的，不论是马克思，还是克尔恺郭尔、斯宾诺莎维特根斯坦，都是哲学的异端。在研究那样的异端的时候，从某种意义上，我感到和研究文学是一样的。但是，开始研究康德之后，我回归到了哲学的正统路线上说起来我觉得就像是走在哲学史的正途上。当然，研究的内容和之前的一样，都是异端的。但不同的是，我感到好像是从正面获胜，真正地在研究独创的东西。在海外我被称为哲学家，对此总觉得有些不协调，甚至到了我曾经抗议过的程度，但是从那时候开始觉得人们这么叫也挺好的。
关井：日本实在是缺乏这种认识。柄谷先生开始运用“评论”这一概念的哲学意义，是在90年代之后。其标志是90年代之后“批判”意义的变化。从那时开始，将“批判”的意义有意识地与文艺评论的“批判”加以区分，不再作为文艺评论中的“评论”的意义来使用，将”批判=吟味”的意义作为“批判”的意义来使用。
那时已经开始有关康德的研究了。这么想的话，这就是柄谷先生的“着陆点”，有点像出发点。犹如引导向早已约好的地方的一点。
柄谷：大家可能是这么看的……（笑）我一直在暗中摸索，进入90年代之后，终于写出了重新结合康德和马克思的《跨越性批判》。1998年左右，出现了这样一种情况，就像是长久以来弄不明白的事情一下子明白了。比如，国家、NATION与资本主义经济有着三位一体的关系构造。之前，零散的事物，在被称为交换的基础形态上看来，可以明确地解释，不论怎么做，都是因为看到了一条道路，可以对1们进行扬弃。90年代的时候，关于NATION，我写了好几篇论文，现在我又从新的观点重写它们。在岩波版中，第四卷归纳了《NATION与美学》。而且，我还想把它变成我的第四本英文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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