它的特殊之处在于它寻求与科学不同的对这些矛盾的解决方法。我们可以通过先从理论上检验艺术给自己设定的目标而最恰当地限定艺术反映现实的具体特征，以便能够阐明达到这一目标的先决条件。一切伟大艺术的目标都是提供一幅有关现实的图画，在这幅图画中，表象与现实、特殊与一般、直观与概念之间的矛盾得到解决，使得矛盾双方在作品所产生的直接印象中达到趋同，从而给人一种不可分割的整体感。普遍性呈现为个别和特殊的一种品质，现实则在现象之中显现并被体验，普遍性原则被揭示为特殊描写的个别事例的具体动因。恩格斯在评述一部小说的人物塑造时清楚地描述了这一基本的艺术创造模式的特点：“每个人物都是典型，但同时又是一定的单个人，正如老黑格尔所说，是一个‘这个’(Dieser)，而且应当是如此。”
由此可见，每件艺术作品必须表现一个被限定的、自足的、完整的语境，它有自己直观的、不言而喻的情节和结构。这种特定语境所必需的直观明显性在文学中是最清楚不过了。任何一部小说或戏剧中真正的、根本的内在相互联系只能在结尾处才得以公开。正由于其结构和效果的这种内在本质，所以只有结局才提供对开头的彻底澄清。况且，如果通向这一结局的路线在每一阶段都没有清楚划分出来，整个布局就会彻底失败，不会发生影响。一部文学作品所描绘的世界里的动因是在艺术的序列中和向高潮的发展中得以揭示的。但是这种向高潮的发展必须要完成于从一开始就呈现的表象和现实的直接统一中。随着这两方面越来越具体，它必须使它们的统一更完整，更不言而喻。
艺术作品中这种自足的直观性事先假定每件艺术作品自身内部逐步形成决定其人物、情景、事件等的先决条件。如果不把结局直接告诉读者，而是引导他走向结局，并使他直接体验导致结局的过程，那么他只有体验到发展和变化的每一个重要方面及其全部主要决定因素，才能直接体验表象和现实之间的统一。一切伟大艺术家的基本的唯物主义(不论表面上他们的哲学是部分还是全部是唯心主义的)都表现于清楚地描写使人物的意识得以产生和发展的先决条件和动机。
因此，每件意味深长的艺术作品都创造“自己的世界”。人物、情景、行动等都各有独特的品质，不同于其他作品，并且完全不同于日常现实。一个作家越是伟大，他的创造力就越是强烈地洋溢在他作品的各个方面，他的小说“世界”也就通过作品的全部细节而显得越是意蕴深远。巴尔扎克是这样评说他的<人间喜剧》的：‘‘我的作品既有自己的地理，也有自己的家谱和自己的家庭、地方和物体，有它自己的人民和自己的事实，它甚至有自己的纹章、自己的贵族、资产阶级、工人、农民、政客、纨绔子弟和军队，总之，它有它自己的世界。”
在艺术作品中建立这样的特殊性难道不妨碍艺术实现反映现实的功能吗?绝对不会!它仅仅证实了它的特殊性质——存在于艺术中的对现实的一种独特反映。艺术作品中表面上受局限的世界和与现实的明显不对应正是建立在艺术反映现实这一特殊本质上的。这种不对应性只是一种幻觉，不过是一种必要的幻觉，对艺术来说是本质和固有的。艺术的效果，即接受者沉浸于作品的行动中和完全进入作品的特殊世界中，全都产生于这样一个事实，即艺术作品以其特有的品质提供了一种与接受者已有的经验所不同的对现实更真实、更完整、更生动和更动态的反映，并以接受者的经验以及对这种经验的组织和概括为基础引导他超越自己的经验界限，达到对现实更具体的深刻洞见。所以它仅仅只是一种幻觉——仿佛作品不是对现实的反映，仿佛读者没有把这个特殊的世界看做对现实的反映，因而没有将它与自己的经验相比较。他始终依这个借口行事，一旦他意识到一种矛盾，一旦他感到艺术作品并不是对现实的精确反映，艺术的效果就丧失了。但是这种幻觉无论如何是必要的。因为读者并不有意识地将个人经验与艺术作品中的孤立事件进行比较，而是以自己所积累的一般经验为基础，完全沉浸在艺术作品的整体效果中。只要读者被作品深深吸引，即是说，只要他关于现实的经验借助艺术作品的虚构而得以拓宽和深入，对这两种对现实的反映的比较就总是下意识的。所以，巴尔扎克说：“作家要多产，只须学习就够了。法国社会应该是一个历史学家，而我只是他的书记员。”这话与他声称小说要有自己的世界并不矛盾。……
艺术作品必须准确无误和恰如其分地反映客观地决定着它所再现的生活领域的全部重要因素。他必须如此这般地反映这些因素，使得这一生活领域从里到外都是可理解的，可重新体验的，使它表现为一种总体生活。这并不意味着每部艺术作品都要竭力反映客观或广延的总体生活。恰恰相反，广延的总体现实必定超出了任何艺术创造的可能范围，总体现实只能通过科学永无止境的过程以一种无限增长的近似值得到理性的再现。艺术作品中的总体性是内在的：即给予那些对所描写的生活片段具有客观决定意义的因素以限定的、自足的秩序，那些因素决定着那一生活片段的存在和运动，决定着它的特质以及它在总体生活过程中的地位。从这个意义上来说，一段最简洁的歌曲有着和一部最壮阔的史诗一样的内在总体性。所再现的生活领域的客观性决定着那些因素的数量、性质、比例等，而那些因素的显露总是产生于它们与再现这一生活片段的恰当文学形式的特定法则的相互作用中。
……无论艺术作品的意图是描写整个社会还是描写一个人为的孤立事件，目标总是要描写对象内在的挖掘不尽的内容。这意味着它的目标是在虚构中把所有那些在客观现实中为某一特定事件或一组事件提供基础的重要因素创造性地关联起来。而艺术的关联意味着所有这些因素都将呈现为行动中的个人的个性特征、所描写的情形的特质，等等，因而呈现在特殊和一般的直接可见的统一中。几乎很少有人能够如此体验现实。他们取得生活中具有普遍决定因素的知识，他们放弃直观性，采用抽象方法对经验作概括性比较。(就这点来说，艺术家本人也不例外。只是他的工作是将他日常所获得的经验升华到艺术形式的高度，再现为直接与普遍的统一。)在再现具体的人和环境时艺术家唤起了对生活的幻觉。通过将他们描写为典型人物和典型环境(个别和典型的统一)，通过栩栩如生地描写作为特定人民和特定环境的具体特征的客观生活状况的最大丰富性，他 使“他自己的世界”呈现为对整体动态生活的反映，呈现为过程和总体，因为它在总体性和具体细节上都加强和超越了对生活事件的普遍反映。
这种对生活的缜密描写，对超过了普通经验的丰富性的描写，仅仅是艺术再现现实的特殊方式的一个方面。如果一件艺术作品仅仅描写让人眼花缭乱的新概念，仅仅描写提供新颖见解的那些方面或超出普通经验所能概括的奥妙之处，那么读者就只会感到迷惘而不会感到兴趣，因为生活中这些方面的出现往往使人们困惑而不知所措。所以艺术家很有必要在这丰富和奥妙之中引进代替和修正陈旧的抽象事物的新秩序。这也是一种对客观现实的反映。这样一种秩序从来不是简单地强加在生活之上，而是通过反映、比较等产生于新的生活现象。但就生活本身来说，这总是一个分两步走的问题：首先，人们对新的事实感到惊讶，甚至被弄得不知所措，这样才有必要通过使用辩证的方法来理智地处理它们。在艺术中，这两步同时发生，不是机械的同一(因为如果那样，个别现象的新颖之处就又被抹杀了)，而是作为一个过程，在这个过程中，显现生活奥妙之处的新现象的内在秩序从一开始就被感知，且出现在更加鲜明和清晰的艺术高潮的形成过程中。
这种对比普通生活经验有着更丰富和更严谨的结构和秩序的生活的再现，是与真正艺术作品积极的社会功能，即它的宣传效果紧密相关的。这样一种描写不可能展现那种毫无立场或不号召采取行动的“中立性”模仿所带有的无生命和虚假的客观性。然而，我们从列宁那里得知，这种党派偏见并不是由个人任意引入到外部世界中来的，而是现实所固有的动力，它通过对现实进行正确的辩证反映而成为自觉并被引入实践中。因此，这种客观性的党派偏见在艺术作品中必定是得到强化的——在明确性和清晰度上都是得到强化的，因为一件艺术作品的主题是艺术家为了达到这一目的而有意识安排和组织的。当然，客观性也得到了强化，因为一件真正的艺术作品的具体目标是将这种党派偏见描写为主题特性，把它表现为主题所固有的并有机地由主题发展出来的一个动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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百年来，被誉为最高学府的北京大学与中国的科学教育和学术文化的发展紧密地联系在一起。北大深厚的文化积淀、严谨的学术传统、宽松的治学环境、广泛的国际交往，造就了一代又一代蜚声中外的知名学者、教授。他们坚守学术文化阵地，在各自从事的领域里，写下了一批在中国学术文化史上产生深远影响的著作。同样，北大的学者们在翻译外国学术文化方面也做出了不可估量的贡献。
1898年6月，早在京师大学堂筹办时，总理衙门奏拟的《京师大学堂章程》第五节中就明确提出“开设编译局，……局中集中中西通才，专司纂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