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过胡适毕竟是个大学者，是个对中国文化有卓越贡献的正面人物。他对七校本的破口大骂，属于他治学方法的前半句“大胆假设”中的严重错误，但以后在其下半句“小心求证”中，他到底查获了足以推翻他“大胆假设”的铁证，这个铁证，就是天津图书馆所收藏的全氏五校钞本。当他在1947年看到此书以后，才知五校本中一百二十三水的次序与七校本完全相同，于是他在《手稿》的实际上，首先提出七校本作伪的是一个光绪年间的慈溪人林颐山（晋霞）。王先谦在其所编《合校水经注》卷首《例略》中说：“全氏《七校水经注》晚出，涮中慈溪林颐山晋霞，斥其伪造抉摘，罅漏至数十字，顷岁刊行兹编，一字不敢阑人。”我不知林颐山是何许人，也不知道他“揭发”七校本的动机和目的。不过由于我曾经仔细地读过七校本，感到郦学史上有这样一件不明情况的事故而耿耿于心。所以曾在拙作《论（水经注）的版本》（《中华文史论丛》1979年第三辑）一文中提及：“全氏治郦的造诣以及其七校本的成就，在郦学研究史中无疑有其应有的地位。王先谦竟以林颐山的几句指摘而把七校本排斥于合校本之外，这样的做法实在有失公正，而且也是合校本的美中不足。”<br> 1979年8月，我去秦皇岛出席中国地学会的一次学术会议，会后承陈布雷先生哲嗣、天津人民出版社社长陈砾先生（后调任北京英文《中国日报》总编）之邀，去天津访问，因而得在天津图书馆获睹全氏五校钞本，承当时健在的馆长黄钰生先生热情接待，并详告此书沧桑，对胡适借阅此书年余，颇有微词。我随即撰成一篇《小山堂钞本全谢山五校水经注》的短文，交《杭州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发表（1981年第四期）。在该文中，我曾有“骤见之下，如获瑰宝，精神为之一爽，展读竟日，殊觉爱不释手”之句。<br>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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