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初三礼学之得以兴起，有着社会和学术两方面的原因。就社会方面的原因而言，明清更迭的社会现实所造成的动荡，迫使社会各阶层不得不对未来社会走向加以关注和探讨。统治者面对新政权的合法性问题，以及以少数民族入主中原所造成的民族间的不适应，为寻求社会的稳固，他们不得不重新审视自己的统治举措，以弥缝因朝代更迭所形成的动荡局势。在艰难的抉择中，他们开始有意识地向汉文化趋于认同，以调整文化政策为基始，逐渐确立起“崇儒重道”的统治思想。而作为长久以来受统治者重视的礼思想，正适合了他们寻求传统文化当然继承者的需要，亦为其统治合法性的确立奠定了理论基础。而就当时饱受家国之痛的士人来说，鉴于时局的大变动，以及晚明以来阳明后学的空疏学风，他们在寻求社会出路的取向时，为扭转传统学术的困境，遂致力于“以经学济理学之穷”为学路向，且将目光投注到传统礼学方面。这一取向，一方面蕴含了他们的民族文化情结，想以此来体现自己文化的正统性；另一方面亦体现出他们对新政权的不满和敌视，以礼来抗衡异族政权的统治。尽管统治者与士人在选取礼以为治的出发点上有很大差距，但他们在思想方面亦有一致之处，即都想以礼作为寻求社会稳固、使之由无序趋于有序。如此一来，统治者的经营不期然与知识界的倡礼之风相契合，遂为三礼学的兴起提供了相当的客观学术发展空间。再就三礼学本身的发展而言，经过汉唐的兴盛，由宋以降渐趋衰微。虽有一些礼学家颇致力于三礼学的研究，然歧义之纷纭，古解之繁复，确有待于后儒为之精研细讨，阐幽发微。此一趋势，在清初学术转向、关注经学元典的氛围下，三礼学再度成为经学家注目的对象。这一为学路向的确立，无疑为三礼学的氤氲兴起奠定了基调。所有这些即为清初三礼学之所以兴起的时代、学术因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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