苏菲亚出身俄国最高贵族，系彼得大帝女儿（后来成为伊丽莎白女王）的丈夫的家族。她的祖父做过教育大臣，父亲做过圣彼得堡总督，而她却成了反对沙皇专制的革命者。十几岁时，她便参加了以青年革命党人柴可夫斯基为中心的团体（克鲁泡特金也是这个团体的成员）。这个团体先是以提高个人修养、宣传社会主义思想为宗旨，以后逐渐革命化，走向工农民众，因组织民众和平示威反抗沙皇专制，遭到镇压。苏菲亚一次次被逮捕、关押、流放；当她从流放地逃出后，便加入激进的革命组织“土地与自由社”，和平宣道变成了武装对抗。由于她和她的
爱人热利亚博等人主张恐怖、暗杀活动，与倾向马克思主义的蒲列哈诺夫一派发生分裂，前者称民意社，后者称黑分派。民意社多次策划、实施暗杀沙皇事件，终于在1881年3月1日得手，炸死了沙皇尼古拉二世。苏菲亚则是这次活动的主要策划者和发信号的人，几天后，她和同事遭逮捕，她的丈夫也在先前一次行动中被捕。最后他们一同被判死刑，从容地走上绞刑架。她当时才28岁。
苏菲亚的名字在巴金几岁的时候就为当时的青年所熟悉了。先是一个化名“岭南羽衣女士”的人在《新小说》上刊登了《东欧女豪杰》一文，介绍她的事迹，其后《民报》上又有化名“无首”的人发表了《苏菲亚传》，还有金一在《自由血》中发表的《苏菲亚略传》，另在世界社出版《六十名人》中，也有苏菲亚的“小传”。以上都是民国前出版的。
金一在《苏菲亚略传》中，做了这样的描述：苏菲亚女士，考其家乘，出自彼得大帝之天皇贵族。夫使其安享平和，消磨岁月，长为贵主身，则天上碧桃，日边红杏，出入煊赫，居处荣华，使人望之如神仙焉。爱娇哉！贵胄哉！然而贵者不自以为贵，娇者不自以为娇，辞金闺，出绣阁，奔走风尘，投身烈火，倒戈皇室，挥剑乘舆，终至断头伏尸而后已。岂鬼祟其脑，天夺其衷乎?不自由毋宁死！此苏菲亚之所以为圣徒也。吾崇拜之，愿吾同胞皆崇拜之。
苏菲亚从事的暗杀活动，并不能推翻专制帝国，这是今日中学生都知道的道理，然而，一个帝王贵胄之家出生的小姐，甘愿放弃令许多人垂涎的富贵生活、 “锦绣前程”，到民间去
过又苦又累又危险的生活，最后，义无反顾地以身殉了她所信仰的伟大事业，这样的精神，这样的人格，这样的“人”，难道不可以称得上人类宝贵的精神财富而为后世之人所敬仰、学
习并视为楷模么?！
在五四新文化运动激起的寻求新知识的热潮中，刚刚被《告少年》点燃胸中烈火的少年巴金，乍一读到《夜未央》的时候，那种激动之情是可想而知的。他说：
我第一次在另一个国家的青年为人民争自由谋幸福的斗争里找到了我梦境中的英雄，找到了我终生的事业。
如果说《告少年》给了巴金一个美丽的“梦”，那么， 《夜未央》就让他“找到了我梦境中的英雄”，还有他的“终生的事业”。
这种英雄，不同于他从中同古典小说中看到的忠君爱国、劫富济贫、扶正祛邪的英雄。他们是新人，现实中的人，有理想、有抱负，为着“人民的自由和幸福”不惜牺牲个人的一切，甚至生命。
晚年巴金在编辑《巴金全集》的时候，他在致编辑的信中写道：
在沙多·吉里（法国一小城）那个中学里，我读书较多，大都是关于俄国革命者的著作……苏菲亚·柏罗斯加亚是我当时最崇敬的人……我五六岁的时候，俄罗斯革命运动的影响实在太大了。先入为主，我至今还不曾摆脱它。
五、找到了志同道合的伙伴
找到了“梦境中的英雄”，找到了“终生的事业”，接下来就是采取行动了。
1921年2月，春节刚过，巴金从本校高年级同学主办的《半月》刊上，读到了重庆“适社”的《适社的旨趣和大纲》。 “适社”是达县人陈小我创办的无政府主义团体，当时在重庆颇有影响。 “大纲”宣称这个团体的宗旨是： “铲除统治权力”，“建设互助——博爱——平等——自由的世界”，“改造美善的新环境，来适应人类全体生存的要求”。……这一切都正合巴金的心意，他说： “那意见和那组织正是我朝夕所梦想的。”（《忆》）随后，他立即致信《半月》编辑部，希望能介绍他加人该社。两天后，一位编辑带来回信，约他去商业场（原劝业场）的《半月》编辑部会面。巴金后来回忆那次见面时，写道：
这个小小的客厅简直成了我的天堂。在那里的两小时的谈话照彻了我的灵魂。我好像一只被风暴打破的船找到了停泊的港口。我的心情昂扬，我带着幸福的微笑回到家里。从此，他成了《半月》社的一员，并于同年4月成为了它的编辑。这是他懂事以来心情最舒畅的一段日子。他终于走出了那个充满争斗、带给他无穷烦恼的大家庭，找到了发散热情实现梦想的机会，更结交了许多和他一样年轻、一样充满朝气、一样有着献身精神的同伴——他们友爱地结成一个新的“家庭”，每个人凭各人的能力、贡献和威信在这个家庭里占有自己的位置。这个团体有一个不成文的规定：不抽烟，不喝酒，不坐轿子；人人都得靠劳动去换取生存的权利。巴金简直是以初恋似的热情投身在团体里面，每天一下课，他便步行几条街到编辑部去，从写文章、编排稿件、跑印刷厂、回复读者信件、为读者免费借阅书刊，直到扫地抹屋、上下铺板，一切琐细都干。 “五一”到了，那时成都并没有几个人知道这是什么日子，他们就写文章、印传单，亲自上街去散发传单。有时，他们也开一些秘密会议。他们随时都准备把自己的生命献出来，献给理想、献给事业、献给友情，并且相信，自己的牺牲将促使新世界明朝随着初升的太阳而来到。
在《半月》的同仁中，巴金最推崇的有两个人，一个是袁诗尧，一个是吴先忧。袁诗尧是“高师”学生、五四时期成都颇有名气的学生领袖、四川省学联副理事长，先是主办《四川学生潮》，其后参加了《半月》的编辑，并发起成立“均社”。巴金在《激流三部曲》中写的方继舜就是以他为原型，连“方继舜”这三个字，都是有意影射“袁（圆）诗尧”的。他1925年参加中国共产党，1928年被军阀向传义杀害。吴先忧，四川盐亭县人，“外专”学生。他比巴金年长几岁，在创办《半月》时，自动退学，到一家裁缝店做学徒，实践他所信奉的“劳工神圣”的信念。成都人叫他“卫生裁缝”，《激流》中的张惠如就是写的他，书中写到他的近视眼和手上密密麻麻的针眼，还写到他夏天穿着棉袍进当铺，用典当衣服的钱缴纳团体的费用。巴金曾怀着感激的心情，称他为“我的第三个先生”。巴金写道：
母亲教给我“爱”；轿夫老周教给我“忠实”（公道）；朋友吴教给我“自我牺牲”。我虽然到现在还不能够做到像他那样地“否定自己”，但是我的行为却始终受着这个影响的支配。
又说：
我这个先生的牺牲精神和言行一致的决心，以及他不顾一切毅然实行自己主张的勇气和毅力，在我的生活里留下了不可磨灭的影响。 除巴金外，来自新繁的农家子弟汤道耕（即后来的作家艾芜），在决定漂泊南力‘走半_上半读的道路时，也是受了他的感召。
《半月》是32开大小的综合性刊物，半月一期，自1920年8月1日创刊，至1921年7月被禁止，整整一年，共出刊24期。这一年正是新文化运动由高潮到低潮的转折时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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