八十岁的全庸是我们这个时代的一个神话，有人说他是“文坛侠圣”，有人称他为香港“良知的灯塔”，也有人认为他一钱不值。其实，媒体和大众眼中的金庸都是神坛之上的金庸。
这是第一部以平视的眼光写下的《金庸传》。作者以客观、理性的尺度，依据大量翔实可信的史料，写出了一个真实的人，一个出类拔萃的武侠小说家，一个报业巨子，一个备受争议的社会活动家。忠实地再现了金庸青少年时代备历艰辛的求学生活、创作武侠小说和创立《明报》的过程，从中可以看到他成长的脚印，奋斗的汗水和思想的脉络。本书首次利用第一手的档案，挖掘出不少鲜为人知的珍贵资料，矫正了有关金庸生平的许多讹误。
在这部传记中，您将看到一个神坛之下的金庸，一个同样有七情六欲的普通人，人性中的欢乐与悲伤、高尚与卑微、天才与平庸、谦逊与傲慢……都能在他身上找到。他的理想、事业、婚姻……从各个侧面反映出历史的曲折和变化，他的思想与故事折射出了大时代的星星点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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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动笔写这本传记之前，我曾向一位老师请教，他在来信中说，写传“必须采取俯视和平视的角度，不能仰视。任何传记都是评传，要站在高处，对传主进行拷问，站在平处把传主作为与自己一样的普通人进行平等交流，而惟独不可跪在传主的脚下，把他作为什么圣者或大人”。一位德高望重的知识界前辈忠告我：“靠武侠小说出名的金庸，在有独立思想的知识分子中间是个争议人物。”但也有截然相反的另一种意见，一位“金迷”朋友得知我将不以仰视的角度写“金庸传”而大失所望。
我几乎读过两岸三地所有公开出版的金庸传记，都无一例外地采取了仰视的角度。斟酌再三，我还是选择了平视的角度。无论外界对他是褒、是贬，我自有我自己的尺度，即客观、中立、理性的尺度。我试图以平实的语言，忠实地再现金庸——一个作家、报人、企业家、社会活动家的人生历程，写出一个真实的人和他所处的这个时代。仰视写不出一个真实的、有血有肉的人，只能写出一个虚幻的神化的人物。但人毕竟不是神，人无完人，人不过是血肉之躯。七情六欲，都属于普遍人性。
不少人听说我要写《金庸传》，都忘不了问我是不是和金庸很熟，这是我必须在后记里郑重说明的，我不仅和他不熟，而且连面都没有见过。但我从小熟读他的武侠小说，写这本传记的日日夜夜里，我和他朝夕相处，几乎无时不在和他的心灵对话，在这个意义上，我确实敢说，我和他很熟。整个写作过程中，我一直在踌躇，要不要想方设法与传主见面，从杏花春雨时节，到桂子飘香，这个问题始终困扰着我，直到最后阶段，我才决定放弃，尽管这不无遗憾。原因有三，一、文学传记毕竟不能等同于采访，也不是按照传主的意思来写的，作者有自己自主的权利，可以根据资料作出独立的判断，不一定要与传主相识，不一定非得“问”传主“一下”，诚如是，司马迁就无法写屈原、项羽了。即使费尽心思与传主联系上，当然这在有些细节上将会是有益的，但我担心传主的态度会影响传记本身的独立性、客观性。由于人类自身的弱点，大多数人都喜欢别人看到自己好的一面（这并不是针对传主而言），那样会让我追求公正、客观的全部努力打了折扣。二、金庸是个盛名赫赫的明星人物，车马往来都是政要名流、雅士墨客、有头有脸的人，要不就是至亲故交，我与他素昧平生，“地位悬殊，处境迥异”，虽然媒体常报道他来杭州的消息，老实说，对于他是否愿意抽时间见我这个普通作者，我心里一点把握也没有。何况我并不是以捧场的心态去写名人传，不是为了讨传主的欢心。我不想碰一鼻子灰，影响我的写作情绪。随着写作的进展，掌握的资料越来越多，对他生平、个性、思想等各方面的了解与日加深，这种念头也越来越强烈。这是我最终放弃的重要原因之一。三、本书的写作完全是利用业余时间进行，主要靠双休日，所以一直争分夺秒，非常紧张，我几乎抽不出时间为了这事去奔波、折腾（比如托人、找关系等）。直到此刻，我还在想，要是与传主本人接触，接受了传主的一些意见，这本书也许就不可能写成现在这个样子，那将是另外一本书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