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章 陶潜的时代
在中国封建社会中，魏晋南北朝是介于秦汉与隋唐之间的分裂割据时代。从东汉末公元190年（汉献帝初平元年）算起，中原地区开始军阀混战，到公元208年赤壁战后，三分形势初步形成。其后魏、蜀、吴相继建立国号，到公元280年（晋武帝太康元年）晋王朝得到暂时统一。由于北方少数民族的变乱，刘渊自立汉国，其后刘曜先后攻陷晋都洛阳、长安，晋怀帝、愍帝相继被俘。
公元316年晋王朝灭亡，镇守建康（今南京）的宗室司马睿于317年被推戴为皇帝，历史上称为东晋（317—420年），其后宋（420—479年）、齐（479—502年）、梁（502—557年）、陈（557—589年）均在此建都，是谓南朝。北方则在西晋亡后，各少数民族纷纷割据自立，史称为“五胡十六国”。到公元439年，才由魏统一北方，史称北魏，与南方的刘宋对峙，是谓南北朝。后来魏分成东、西魏，分别由北齐和北周所取代。公元577年周灭齐。公元581年杨坚夺取了北周政权，称帝建立了隋王朝，公元589年南下灭陈，中国重归统一。
从东汉末军阀混战开始到隋王朝的统一，历时将近400年。其间除局部地区或暂短时期稍有安定外，基本上是个战乱频繁、社会动荡的时代。陶潜生活在东晋后期到宋初（365—427年）他的思想不能不受到这个时期社会动乱的影响。
一、中原社会大动乱与北方人士的南迁三国时期的社会战乱使人民深受苦难，因此西晋的统一本应符合当时人民的利益。但由于西晋统治集团的极端腐朽，先是内部出现所谓的“八王之乱”，内忧招来外患，各少数民族的上层统治者纷起割据，晋王朝为刘氏汉国所灭。接着中原地区出现所谓“五胡乱华”，即各少数民族列国之间的混战，使中原的经济、文化都受到不同程度的破坏与冲击，因而当时居住在中原的人士被迫大量南迁，其中一些强宗大族凭借自身的优势，南下后仍在争权夺利，从而加深南方人民所受的灾难；但同时北方人的南迁，对南方经济的开发也起到一定的促进作用。
西晋后期所以出现中原社会大动乱，首要原因是由于封建统治集团的腐朽。司马氏灭蜀平吴，建立了统一的晋王朝，对久经战乱的劳动人民来说，得到休养生息的机会，对恢复社会生产应该是有利的。史称“太康年间，天下无事，赋税平均，人咸安其业而乐其事”。①社会出现了较为安定的局面。
但是代表世家豪族势力的西晋政权，从开国皇帝司马炎算起，就导引出荒淫奢侈之风。史称晋武帝初即位时，“承魏氏刻薄奢侈之后，矫以仁俭”，但这种矫情并不能长久维持，为着皇帝个人淫乐，朝廷两次诏取大量从公卿到民间的女子入宫备选。甚至“采择未毕，权禁天下嫁娶”，为皇帝选宫女任务未完成，全国人民都不许结婚，可谓专横至极。而被选入宫的，却弄到“母子号哭于宫中，声闻于外”。②但武帝还不满足，平吴后又把孙皓的五千宫女没入宫中。史称“帝既平吴，颇事游宴，怠于政事，掖庭殆将万人，常乘羊车，恣其所之，至便宴寝”。③封建时代，后宫号称是佳丽三干，而武帝时却将近万人，算得是空前绝后了。到太康十年（公元289年），“帝极意声色，遂至成疾”，④终于送了自身性命。
上行下效，荒淫逸乐，当时在一些高官豪富之家也成为风尚。如石崇“财产丰积，室宇宏丽。后房百数，皆曳纨绣，珥金翠，丝竹尽当时之选，庖膳穷水陆之珍。与贵戚王恺、羊绣之徒以奢靡相尚”。他与王恺斗富的故事，更在历史上知名。石崇后为孙秀所杀，“母兄妻子无少长皆被害”。⑤他生前贪财好色，奢侈无度，终得到如此下场。
西晋时奢侈之风，当然不限石崇一家，何曾家族或许更为典型。何曾早年在魏国任职，曾上疏主张“为国者以清静为基，而百姓以良吏为本。
今海内虚耗，事役众多，诚宜恤养黎元，悦以使人”。他还要求当郡守的做到“上当奉宣朝恩以致惠和，下当兴利以除其害”。何曾本人则以“性至孝”著名。傅玄称赞他“内尽其心以事其亲，外崇礼让以接天下，孝子百世之宗，仁人天下之命，有能行孝之道，君子之仪表也”。①将他说成是士族中仁人君子的代表。
但是两面派何曾，还有他另外的一面。据史传记载：其为人“外宽内忌”。贾充当权时，“卑充而附之”。贾充与庾纯争论时，他“党充而抑纯，以此为正直所非”，可见其声誉不佳。还有他以豪奢著名。史称其“性奢豪，务在华侈。帷帐车服，穷极绮丽；厨膳滋味，过于王者，……食日万钱，犹日无下箸处”。刘毅等人几次劾奏“曾侈伏无度，帝以其重臣，一无所问”。②其实当时奢侈之风是君臣一体，只是何曾在上疏中关心为国为民，说得那么好听，而将他言行一对照，又更显出当时士族的伪君子面目。怪不得何曾死后由礼官“议谥”时，博士秦秀建议“谥为缪丑”，可见他在朝廷众人心目中的形象了。后来陶潜写《感士不遇赋》，说到“自真风告逝，大伪斯兴”，不正是对这种时代风气的写照吗？何氏子孙的豪侈，似乎还得到家传。何曾子何劭，“骄奢简贵，亦有父风。衣裘服玩，新故巨积。食必尽四方珍异，一日之供以钱二万为限。
时论以为大官御膳，无以加之”。何劭的庶兄何遵，“性亦奢侈”。何遵四个儿子，都是表现为“奢侈过度”，“居乱而矜豪”，使到“乡间疾之如仇”。这个侈豪矜傲的家族，到“永嘉之末，何氏灭亡无遗焉”。①与西晋政权同归于尽。
西晋政权的腐朽，东晋人干宝作《晋纪》，在总论中有一段概述，范文澜曾用显浅文字摘取大意，现转录如下。
司马氏以杀夺手段建立晋朝，拥戴它的很少有正直忠实的人。当时风俗淫邪，是非颠倒。士人学的是老庄，谈的是虚无，做人以行同禽兽为通达，仕进以无耻苟得为才能，当官以照例署名为高尚。凡是放弃职事毫不用心的人，都享受盛名。谁要真心做事，就得遭受斥责，像灰尘那样被轻蔑。是非善恶都不在话下，群起而争的只是钱财。朝廷用人，看什么人该给什么官，不是什么官该用什么人；求官的人，选择有利可图的官才做，无利就不做。大官身兼十几职，实际上是一职也不管。重要事件，处理错了十之八九。势家子弟，越次超升，很快得做大官；普通士人努力奔竞，希望获得较高的品位。成千成百的官，不曾有过一个让贤的官。士族妇女同样腐朽。她们使用婢仆，自己什么事都不做。有的任情淫乱，有的凶悍杀婢妾，没有人认为不应该。风俗政治败坏到这个地步，大乱是无可避免的了。②很显然，由这群贪财好色、争权夺利的人去管理国家，结果只会祸国殃民。西晋王朝从当时来说虽是亡于外患，而祸乱是起于内争，在中国历史上是谓“八王之乱”。
如众所周知，司马氏是从曹魏内部夺取政权，晋武帝认为这是由于魏国禁锢诸王，帝室孤立的结果。他为要吸取这个教训，史称“帝惩魏氏孤立之敝，故大封宗室，授以职任，又诏诸王皆得自选国中长吏”。①这是类似恢复周朝的分封制度。公元265年，封皇族27人为国王，其中有5个大国，6个次国，其余为小国。大国有民户2万，置上中下三军，兵5千人。次国有民户1万，置上下2军，兵3千人。小国有民户5千，置1军，兵1千5百人。国中文武官员，受封诸王还可以自行选用。分封的本意当然是为屏藩晋室，但各封国既拥有相对独立的权力，如中央不能驾御时，或某王到中央掌权而其他不服从，就会成为争夺祸乱的根源。后来事实的发展就是这样。
晋武帝除大封皇族宗室外，还着眼于扶持外戚的势力，通过与高门士族联婚同时提高自身司马氏的门第。如司马昭娶名儒王肃的长女王氏为妻，并给司马炎聘弘农郡华阴的杨艳为偶，即后来成为晋武帝的杨皇后，杨后病危时又要求武帝续娶她从妹杨芷为后，因为华阴杨氏是当时的名门望族，故武帝愿意和杨家作政治联婚。他娶杨芷为后便将她父亲杨骏提升为车骑将军，想与皇族一道成为辅助帝室的两翼。但后来事实与武帝的希望相反，杨氏却走着东汉末年外戚擅权的老路，在武帝身后成为引发内乱的起点。
西晋朝内的变乱，还由于武帝继位者不得其人。杨皇后生子司马衷，一向是个白痴，即后来的晋惠帝。据说武帝曾想废他别立皇子，由于杨皇后及一些大臣，提出立嫡以长不以贤的所谓古训，阻止废立。但武帝一死，白痴儿子继位，朝政就不可收拾了。
公元290年，晋武帝临死时，诏汝南王司马亮与杨骏共同辅政。杨皇后却别造诏书，令杨骏掌管全部政权。祸乱就从宫廷内开始。公元291年，贾皇后（惠帝后）杀杨骏，夺得政权。初由汝南王司马亮辅政，却使楚王司马玮杀司马亮，贾后又杀司马玮，大乱从宫廷内蔓延到宗室诸王间。公元300年，赵王司马伦杀贾后，301年又废惠帝而自称皇帝。导致齐王司马同、成都王司马颖、河间王司马颞各起兵攻杀司马伦，随人摆布的惠帝又告复位。接着长沙王司马义及东海王司马越又加入夺权行列，由是变乱扩大成诸王间大混战。公元306年，司马越毒死晋惠帝，立晋怀帝，并由亲信人加以监视。公元311年司马越死，所谓“八王之乱”才告结束。
在中国历史上封建帝王的家庭中，父子兄弟之间为争权夺位，互相残杀是有的，但历时20年之久的反复较量，实为中国历史上所罕见。八王最后虽是同归于尽，但带来的祸害却难以估量。范文澜在概述这段历史后评论说：“八王之乱是一幅群兽狂斗图，司马氏集团的全部残忍性腐朽性集中表现在这个狂斗中，由此引起三百年的战乱和分裂，居住在黄河流域的汉族与非汉族人民无不遭受灾难，司马氏集团的罪恶是无穷无尽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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