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里还要说明的是，上述诗外之法，并非吕本中、曾几的创见，而是中国诗歌理论中源远流长的优良传统，而且吕、曾二人的诗歌创作也都没有达到这一理想高度。只有到了陆游手中，由于各种因素，特别是陆游将这种诗外之法与其强烈的爱国主义思想相结合，从而才产生了巨大的作用，造就了中国诗歌史上的伟大诗人。
在陆游师从曾几的十余年中，师生关系十分融洽。曾几称陆游为“陆子”，或称其字“务观”，在现存《茶山集》中，写给陆游的诗共6首，其《陆务观效孔方四舅氏体倒用二舅氏题云门草堂韵某亦依韵》云：“陆子家风有自来，胸中所患却多才。学如大令仓盛笔，文似若耶溪转雷；襟袍极知非世俗，簿书那解作氛埃。集贤旧体君拈出，诗卷从今盥水开。”可见其对陆游的高度重视。而陆游则是终生回忆着曾几，他在开禧二年八十二岁的时候，还为曾几的诗稿题跋，文曰：“河南文清公早以学术文章擅大名，为一世龙门。顾未尝轻许可，某独辱知，无与比者。士之相知，古盖如此。方西汉时，专门名家之师，众至千余人，然能自见于后世者寡矣。扬子唯一侯芭，至今诵之。故识者谓千人不为多，一人不为少。某何足与乎此？读公遗稿，不知衰涕之集也。”（《文集》卷30《跋曾文清公诗稿》）对老师感情之深，亦灼然可见。有人认为，曾几之出名，是因为沾了陆游的光。其实，曾陆两人是相得益彰的。曾几的指点，使陆游认识了诗的真谛，对陆游的成名无疑起了很大作用；而曾几的扬名，与陆游诗声显赫亦不无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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