相反，其他许多现代大家，特别是自由派文学家，都不时以“自言自语”的生存姿态自我标榜，他们回避更多的思想交锋，因此无法成为一个历史“绕不开”的“结”，不足以连接起历史更丰富的场景，无法构成对“他者”的强有力的连续的思想冲击，最终，也就无力掀开历史更本质的内核。到了新时期，几乎所有的思想家、文学批评家都是从鲁迅研究中诞生的、起步的，李泽厚、刘再复、王富仁、钱理群、汪晖……因为，他们在清理鲁迅的文学态度的同时，也自觉不自觉地清理出了整个中国现代文学的宏大格局，研究鲁迅，进而复原了中国文学的更壮观的景象，“我们可以毫不夸大地说，鲁迅第二次拯救了中国文化。”<br> 这也是中国大陆文学研究界与台湾文学研究界的重大差别。在一个相当长的历史时期内，台湾遗弃了鲁迅，其实也就遗弃了中国现代文学的一个关键之“结”。在胡适这样一个学院派文人那里，完全不足以联系起中国现代文学更广阔的领域。直到今天，中国现代文学依然没有在台湾的文学史研究中获得足够独立的地位，他们心目中的现代文学也相当的逼仄和狭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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