季羡林在1935年夏天办好出国手续等着办签证的时候，在清华大学招待所住了几天。同屋住的一个老清华大学毕业生，听说季羡林要去德国留学，极力劝他到德国去学保险，学成之后回国有了铁饭碗，就永远不用愁了。但是他丝毫没有动心，他觉得自己从来不是搞经济的料，虽然到德国学什么还不能确定，但肯定不是学保险。到了柏林，他才知道自己在清华大学学的德语根本无法张口。当时上课用的是英语，而课外也不说德语。在这里完全不能说，也听不懂别人说。德国当局只得给这些学了德语却不会说德语的人补课，对他们进行强化训练。这等于给了季羡林他们一个下马威。仅这一点，就使季羡林就对柏林没有好感，他的自尊心好像受到了伤害。这样，季羡林在柏林待了几个月。在这里接触的中国留学生人数颇多，他发现他们中认真读书者当然有，但终日鬼混者也不乏其人。国民党的大官，自蒋介石起很多官僚都有子女在德国“流学”。这些高级“衙内”看不起季羡林，季羡林更藐视这一群行尸走肉的家伙，羞于与他们为伍。“此地信莫非吾土。”无论如何，他对柏林没有一点好印象。到了深秋，强化训练一结束，他就打算离开柏林，但到哪里去呢?德国学术交换处的女秘书打算把他派到东普鲁士的哥尼斯堡大学去，那里是大哲学家康德任教过的地方，知名度很高。季羡林嫌那里过于偏僻，表示不愿意去。后来就改派到了小城却是科学名城的哥廷根。从此以后，他在这里一住就是10年，没有离开过。这时，季羡林想起了吴宓的一句诗：“世事纷纭果造因，错疑微似便成真。”他觉得这诗真有见地，是参透了人生真谛而吟出来的。如果真到哥尼斯堡大学，季羡林就不是今天的这个样子了，是什么样子他自己也不可能知道。德国给季羡林的助学金是每月120马克。房租约占百分之四十多，吃饭也差不多，除此外手中就几乎再没有余钱。同官费学生一个月800马克相比，真如小巫见大巫。季羡林在德国住了那么久的时间，从来没有寒暑假休息，从来没有旅游，一则因为“阮囊羞涩”，二则想多念一点书。他不远万里而来，是想学习的。可学习什么呢?最初并没有一个十分清楚的打算。有一个决心是他早就下了的，那就是决不学与中国学沾边的学问。在选择的彷徨中，他第一学期选了希腊文，看样子是想念欧洲古典语言文学。但在这方面，他考虑自己无法同德国学生竞争，他们在中学里已经学了八年拉丁文、六年希腊文。他心里更加彷徨犹豫，不知学什么专业是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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