澄衷学堂纪事
1904年春天，14岁的胡适离开故乡，到上海去念书。他先进了父亲最佩服的朋友张焕纶创办的梅溪学堂，次年又进了宁波富商叶成忠创办的澄衷学堂。胡适一生五十余年的日记生涯，就是从澄衷学堂开始的。
人生导师二哥嗣（禾巨）
胡适共有三位哥哥，是同父异母生的。大哥嗣稼比他大22岁，比他母亲冯顺弟还大两岁，在母亲嫁给父亲铁花先生后三天，大哥就娶亲了。胡适的二哥（禾巨）柜与三哥嗣秠是一对孪生子，比他母亲小4岁，比他大16岁。
虽然父亲身后的家庭理应他母亲地位最尊，但实际上她在家里得处处看人眼色行事，时时忍气吞声。胡适小时候就常常早晨在床上被母亲的哭泣声惊醒，虽然随即总有人到房里来赔不是。
年轻的寡母因为生活的悲酸，于是深望儿子能读书成名，在那时叫“嗣糜”的胡适读了好几年家塾之后，她想他出门求学，有天趁着他二哥三哥都在家里，便向他们试探道：“糜今年11岁了，你老子叫他念书。你们看看他念书念得出吗？”嗣（禾巨）一言不发，嗣秠冷笑道：“哼，念书！”母亲忍气坐了一会，才回到房内独自垂泪。
由彼此的这种关系状态，以及胡适兄弟间年龄相差过大，加上父亲过世时，胡适才3岁零8个月，而这44个月里他也并未一直在父亲身边。所以在胡适少小的心目中，极可能父亲倒像是慈祥的爷爷，而他的哥哥们则像威严的叔叔伯伯。
胡适的父亲死后，家里只剩几千两存款，靠存在同乡店里生息过日子。后来店家倒账分摊，胡家分得一点小店业。
胡适的大哥是个不成器的败家子，三哥身体不好，所以店业生意全靠嗣（禾巨）打理，家里的财权也就掌握在嗣（禾巨）手里。母亲要送儿子出外读书，自然要靠他供给学费，所以求他。
虽然嗣（禾巨）当时不曾答应母亲，毕竟也未明确不答应。何况父亲的遗嘱中有“糜儿天资颇聪明，应该令他读书”之语，故而两三年后，胡适的三哥因肺病严重，要到上海治疗，这回嗣（禾巨）同意让胡适同行。
在胡适眼里，二哥“是个有干才的人”，他“往来汉口上海两处，把这点小店业变来变去”，生意渐好。先是在上海南市开了一个公义油栈，后来又吸引他的同学朋友把积蓄存在他的店里，合伙开了一个规模较大的瑞兴泰茶叶店。他二哥与三哥都在梅溪学堂的前身梅溪书院读过书，胡适人梅溪学堂也与此有关。嗣（禾巨）不仅有才干，有文化，也有见识。胡适在澄衷学堂读书期间，常到二哥的店栈里去看他，将学堂里的事情讲给他听，听取他的意见。嗣（禾巨）对此也似颇有兴趣。
1906年4月7日
回栈省二兄。二兄为余言学生开会之不合理，反复辩论，惟谓学生者，惟自治会可开，然恃会而自治，其自治之精神亦微乎微矣。
1906年5月13日
返栈，省二兄，二兄为予言办事之要素，及旁论今昔办事之难易，并纵论宋明儒之得失。
又一天（1906年4月15日），胡适去见二哥，说他打算翻译Outlines of the worlds History（《世界史纲》），嗣（禾巨）不以为然，说：“你不如把这时间用来散步和运动，聚集精神以备将来。否则照此付出的多，吸取的少，长此以往，脑力会萎缩的。而且你既然能译，说明你已经懂了这本书了，再翻译，还是这本书的内容，不如用这个时间去读其他新科学书来得收益大，何必虚耗宝贵的时光呢？”胡适听从了二哥的劝阻，虽然过后仍不免技痒，时有译书的念头冒出。
1906年5月8日
余等近日所读之《国民读本》所论法律之公例甚切，当译之。
1906年7月25日
程君士衔读之Carpenters Geographical Reader（卡彭特的《地理读本》）一书，乃卡氏周游世界时记行之书，甚详尽，且文理亦浅显，因拟与程君合译之。
综观胡适一生，译著不多，原因大概在此。
嗣（禾巨）对胡适不仅在学业读书上有所教益，对于修身处事也时时予以指导，实际担起了父亲角色的责任。而少年的胡适正求知若渴，也正有强烈的自省自警自新意识和需求，二哥正好成为他旁人难以替代的人生导师，对胡适的一生都发生影响。
1906年5月20日
返栈，二兄为余言好名之病，复以朱子《近思录》授予，命予玩味之，谓当择其切于身心处读之……
于是，他在其后的日记中便痛责自己的“好名”，说是他一生大病根之一而欲痛改。
1906年5月28日。
是夜宿栈中，二兄语吾“《新民丛报》六号所载《责任心与名誉心之利害》一篇，足为尔药石，盍取而研究之？”二兄复以《二程粹言》二册授予，令玩味之。
1906年5月31日
看《新民丛报》：《责任心与名誉心之利害》篇，心大感动，不自已。
胡适进澄衷学堂也与二哥有关。
叶成忠办澄衷的目的本来是要使宁波籍的贫寒子弟受教育，后来学校规模增大，成为上海一个有名的私立学校，就学的学生也就不限于宁波人了。澄衷的总教叫白振民，是二哥的同学，他看到了胡适在梅溪学堂的作文，就劝胡适进澄衷学堂。胡适当时正因偷读了邹容的《革命军》，不愿被学校选送到上海道衙门去参加毕业考试，于是就离开梅溪而人澄衷了。而如果二哥的思想不新，不愿胡适为此丢弃即将到手的梅溪学堂的文凭，胡适是不会也不敢擅自行动的。
澄衷学堂共有12个班级，前六班相当于中学，后六班相当于小学。班级称为“斋”，课堂分为东西两排，最高的一班在东边，即叫“东一斋”，第二班在西边，称“西二斋”，依次类推。胡适刚入校时被编在第五班（东三斋），下半年升人第三班（东二斋），次年上半年升人第二班（西一斋），并做了班长（每斋有四个班长，胡适相当于副班长）。
与总教的一次冲突
胡适因白振民而人澄衷，却与白振民不合，甚至有过一场不愉快。白振民管理学生十分严格，但也由此把自尊心调得极强，容不得学生有所过失，更不能容忍学生对他有所不敬，以至于时而将小问题演成大矛盾。事情是这样的：
5月16日那天天气很热，学校的夏操服也未备好，同学们要求不做夏操，胡适便代大家向学监林仲希反映，林说可穿旧的夏操服。胡适去看，发现旧操服少十来件，认为夏操做不起来了，就与同学到教室里温习功课。忽然林仲希与白振民驾临，诘责众人不做操，胡适即以天热为由同答。不料白振民“怒甚”，说胡适是“集众要挟”。当日东一斋也未出操，大概白振民认为是受西一斋影响，胡适那时的学名叫胡洪骍，白振民因此道：“东一不操，西一担其责；西一不操，胡洪骍担其责。”说完就走了。学生们见势不妙，于是于下午补操。
白振民本欲重罚为首的人，后被其他老师劝止，但他却又挂出告示牌，上面写着：两斋不出操，事先不清示白振民先生，西一斋班长胡洪骍与东一斋班长赵启承“不胜班长之任，应即撤去”。胡适自认不先请示是有过错，但不领受其他“罪名”，当晚又听一位叫余成仁的同学说：“总教习说你强辩，说上午托言不能操，下午却能补操，操后怎么也不生病呢？”胡适听了这话，自然也生气，于是当即写了一封信给白振民，陈述事情缘由，又引余同学的话，加以辩白。
白振民读了胡适的信更加生气，认为胡适竟引旁人的话来诘责，“气焰甚盛”，次日对胡适道：“此语我未尝说，你从何处得来？若是教习说的，我辞退教习；学生说的，我开除学生！”胡适便据实说是余成仁说的。白振民道：“我不曾对余成仁说胡洪骍一个字，可证也。”胡适又去询问余成仁，余成仁道：“这是我解释白总教之意之语，他说不曾对我说你一个字，此则大谬，他确实说过你找借口的话。”于是余成仁与白振民对质，白振民不再坚持他未曾提胡洪骍一个字了，而改口为“我实说你但无病不病之语耳”。胡适天真地以为事实既已清楚，事情可以就此了结了。他不知这一回合以他小胜，白总教怎能咽下这口气！
次日，告示牌又挂出来了，其中有“播弄是非，诬蔑师长之咎，应由胡生一人任之”之语。胡适在日记里将白总教的言行说为“无理取闹”，又写道，假使我真想播弄诬蔑，就不会耗费笔墨来辩解，而会当众陈述事实使他难堪。大概胡适将这意思又写信给白振民，而下午白振民又挂出告示牌，中有“胡生能保他日无此等无秩序之事否？若有之，应由何人担其责任？”胡适见了，在日记里将此斥为“尤为无理”，并以“事之有无，当视学生之程度若何及管理法若何而后可定。若何人担其责任，则当视此事之性质如何而后定”回敬白振民。
下午，胡适收到二哥的来信。原来，昨天白振民与胡适不约而同地就此给嗣（禾巨）写信，白振民狠狠地告了胡适一状，信中有“将此不悛，将不能顾私情而妨公益”等语，总之嗣（禾巨）将白振民的信转寄胡适了，至少引了些白信中的话，被胡适视为白振民“痛诋吾”。嗣（禾巨）在信中未仔细分析谁是谁非，对弟弟也未深责，而只“深戒”道：“弟所以致此者，皆好名之心为之。天下事，实至名归，无待于求。名之一字，本以励庸人。弟当以圣贤自期，勿自域于庸人也。”这样一说，顿时使胡适站高一线，心胸开阔，也就愿意听从二哥的话，委屈自己，写信向白振民“略陈悔意”。
次日白振民又悬出告示牌，略谓“胡洪骍自陈悔改，姑许其自新，前情姑不追究”云云，此波澜也就归于平息。可是胡适既非真的“悔过”，至此也就更加轻视白振民。他在日记中写道：
1906年5月19日
呜呼，几许笔墨，几许口舌，直为争一副光耀之面具之价值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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