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他能活着出来，她就不会因历史问题而被怀疑了，她就会跟随着他走一辈子，她就不会有这么多坎坷了。啊。只要他能活着。即使让她受到比着更重要的惩罚，更多的磨难，她都心甘情愿。
为了中国的解放失去了自由的人们，在心中庆祝着，欢呼着，中华人民共和国诞生了！中国人民站起来了！全国解放指日可待，重庆解放近在眼前，彻底砸烂白公馆、渣滓洞这两口活材的日子不远了！直到夜深，大家毫无睡意，抑制不住激动的心情议论着、想象着天安门城楼的盛况……生命实现了价值，却增大了失去生命的可能；为之奋斗的胜利在望，他们却可能活不到这一天；为前者，他们喜悦，为后者，他们悲愤。生命只有一次，他们选择了“要把这牢底坐穿”的非人的生活，正是因为他们要获得“人”的生活即体现人性的生活，他们选择了为“建立繁荣强盛的新中国”和“中国人民站起来”而生的同时，也选择了死亡和面对死亡时放声大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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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摘2
在组织和发展抗日义勇军方面，黄显声做了大量工作，其中辽西与辽南各路义勇军是在他直接号召、影响与组织下发展起来的。日伪报纸只要报道义勇军，必然提及黄显声，丝毫不敢对他等闲视之，当时的《盛京时报》曾以许多篇幅登载黄显声的情况，如：“惟从来自告奋勇，主张以大帮胡匪（指义勇军）扰乱奉天为己任之黄显声”、“黄显声所部义勇军第四路军二千名大举袭来”、“黄显声统帅十县，民团八万名”、“黄显声犹思作困兽之斗”、“黄显声部仍在该地残留”等等．直到黄显声已离开锦州，关东军当局仍然对黄显声在热边一带的活动密切关注，由此可见黄显声及其领导和组织的抗日义勇军确如日军自己所说的是“日军之劲敌”，其声势和影响是敌方不可低估的。事实上，当时黄显声所直接组织的辽宁抗日义勇军，在对敌斗争中采取的“扒铁路、毁桥梁、炸车、割电线和小股出击等”“扰乱工作”给敌人以重大杀伤，打击了日帝侵华的嚣张气焰，鼓舞了民众的抗日激情，成为日军西进的首要障碍，在延缓日军侵华军事进程方面起了重大作用。血肉长城第一人
日军视抗日义勇军的壮大发展为洪水猛兽，他们对黄显声的一举一动都密切注视。日军在第一次西侵失败后，再次进兵辽西的计划虽然推迟，但是更加缜密。在《满州事变作战经过概要》中可见他们当时的心态。在研究中，日寇估计到“在进入辽西以后，如果真打起来，将因兵力所限陷于苦战”，“为此慎重地研究了作战方针，为充实战斗力采取了所有可能的手段。各部队也同样认识到，如果在敌人设有阵地的大凌河右岸正式打起来，将会发生事变以来未尝有过的大会战。”
面对着实力强大而又野心勃勃的日本侵略者，全国人民对“九·一八”的国耻教训记忆犹新，锦州这一东北重镇的防守是东北的最后一道防线，锦州的存亡，不仅意味着辽宁及整个东北的最后存亡，也直接关系到平津和热河的安危，蒋介石及其国民党政府如果还有一点爱国、爱民的良知，无论如何不会放弃锦州，使日军将其作为跳板，将军事威胁扩大到中国更广大的地区，在义勇军粉碎了日军西侵后，黄显声更懂得，只能依靠民众武装的力量，东北的最后一座重镇锦州才有被挽救的可能。
蒋介石在这一关键时刻何去何从，全国人民正拭目以待。大敌当前，蒋介石及其国民党政府，一心考虑的是少数统治者的既得利益，为了保障这少数人的利益，他们宁可牺牲整个国家和民族的利益。蒋介石和国民党政府不想采取任何积极行动，他们先向“国联”（即国际联盟组织）提出，划锦州为“中立区”，并与日军约定：以大凌河为“中立区”之东界，日军在国联调查团来东北调查解决问题之前不得越界，中国除留警察部队维持治安外，正式军队退出“中立区”。由此看出，他们将解决问题的希望寄托于“国联”，并且为了不“冒犯”日军侵略者，在一些原则问题上作了小心翼翼的退让。接着，驻锦一带的东北军步兵第十二旅，第二十旅和骑兵第三旅等正规军相继撤退入关。日军从这些约定、让步中更加知道了国民党政府的无能，他们非但对国民党政府的提议不予理睬，仍然在皇姑屯、马三家子一带集结了第八师团的
兵力，在田庄台、营El之间地区集结了第二师团的兵力，而且变本加厉地从长春调动第三十九师团南下，在完成其军事部署之后，随时准备直驱锦州，面对此危急情况，国民政府内部忙于派系之争，蒋介石更将精力放在消灭中国共产党及其领导的红军方面，对日军的入侵行动，总是采取敷衍的态度。局势的紧急，使当时在锦州主持军政两署工作的黄显声心急如焚。
1931年12月18日，救国会在北平召开会议讨论《规复计划》，黄显声在会上介绍了辽西、辽南等地义勇军不断出击、抵抗日军侵略的情况。他的发言慷慨激昂，要求大家看到中国人组织起来的力量。他说：“只要大家‘共饮苦水，以代尝胆’，有决心同仇敌忾，与日本侵略者周旋到底，就一定能夺回失地，光复山河。”他的话使与会者深受鼓舞和感动。下午，各地的抗日将士再次相聚一堂，决心回去分头行动。会后，黄显声在张学良面前，力陈关于保卫锦州的设想和观点后，才返回锦州。与此同时，日军在完成其对吉林、黑龙江的军事行动后，以三路重兵指向辽西，锦州已岌岌可危。
张学良本已拟订了保卫锦州的计划，将关内的东北军编成两个军，开往关外增强大凌河防线，调荣臻到北平参与制订防务计划，命令黄显声代理指挥驻防锦州的三个旅，尽力组织义勇军扩大防区，准备在锦凌地区与敌决战，但张学良的计划得不到蒋介石和国民党南京政府的支持。当日军以三路重兵攻向锦州之时，张学良连续多次电告蒋介石和南京政府要求支援，只得到空话连篇的回复。1931年12月下旬，已被蒋介石解除了陆海空军副司令之职的张学良，为保存实力不得不撤销原定计划，改变主张，命令锦州一线全部撤军。荣臻带部队调离大凌河，并奉命到北平，由张学良面授机宜。
在荣臻离防后，黄显声代理指挥大凌河防线。黄显声见日军步步逼近，清楚地知道，只要有丝毫放松，便是对人民犯罪。黄显声指挥锦凌一带的留守部队积极备战，带领刘澜波亲自到大凌河一带检查布防；他还与手下将领部署各地义勇军随时准备出击进犯之敌。原沈阳县公安局局长张凤岐曾接受黄显声的安排，在“九·一八”事变后，潜回沈阳利用合法身份获取日军动态。他在沈阳将原公安局系统内的一些爱国抗日军警组织、发展成一支抗日部队，收集沈阳等地日伪警务状态和其他情报向黄显声报告。黄显声也多次派人去沈阳联系，并补济活动经费。他与手下将领日夜研究，商量对策，准备彻底粉碎日军的来犯。他根据张凤岐提供的情况，进行实地考察，召集一些骨干研究，提出了一个大胆的作战方案，遂给张学良发电，恳切建议：“大凌河已结冰，工事亦欠坚固，与其待敌进犯，何如转取攻势。为避免‘国联’责难，可俟敌军越过大虎山，即迎头痛击。现警务处所属公安大队已潜伏在皇姑屯等处，沈阳日军现甚空虚，相信收复沈阳确有把握。”
张学良见了电报左右为难，未能给予及时答复，仅复电告黄显声：“荣参谋长日内返防，余之决心及处置即知之矣。”实际上，还未等荣臻返回，张学良便命令将大凌河所剩的有限守军也撤人关内，这样一来，锦州以东就剩下黄显声指挥的公安队伍了，这不仅使黄显声的原有防守锦州的方案完全落空，而且在敌我双方力量悬殊的条件下，锦州难保。黄显声见此情况，心里如烤似燎，焦躁万分，恨不能长出翅膀飞到张学良处，与他论理。但他明白张学良的难处，只得抱着最后一线希望，亲自打电话与各调离部队军官通话，商量挽回的办法，但回答几乎都是一样：“我们是军人，只有服从军令。”黄显声在办公室里来回踱步，步子越来越急，知道再无回天之力。
面对强敌压境，服从撤离的命令，也许是保存自己性命的最好遁词，“九·一八”的惨痛景象历历在目：黄显声带领公安队伍作了拼死抵抗，最后仍然以失败告终。但是，锦州这样一个军事重镇，就让日军不费一兵一卒地得到，我们将如何面对中华民族的子孙万代！他们会问，中国人到哪里去了！中国的军人到哪里
去了！中国的男子汉到哪里去了！日军的枪炮声已越来越近，中国军队撤离的队伍越来越远……黄显声忽然刹住了脚步。一个军人，临阵脱逃，是最大的耻辱，一个锦州主持军政两署的最高长官，面对强敌，一枪不发地撤离，有什么脸面再见父老乡亲！
他沉重地召集手下官兵说：“守土有责，绝不退让．我个人决定：当与锦州共存亡。诸位愿去愿留，完全自愿。”官兵们虽伤亡惨重，然个个义愤填膺，一致表示了不愿当亡国奴的决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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