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非真相与和解委员会的成立是件具有开创性意义的国际事件。从未有哪个国家尝试过以这样的方式完成从独裁到民主的转变，那就是在揭露昔日压迫者暴行的同时又与其达成和解。这场史无前例的疗救祖国运动的中心人物，是被纳尔逊·曼德拉总统提名为真相与和解委员会主席的德斯蒙德·图图大主教。随着委员会报告的最终出版，图图大主教向人们奉献了他在引领南非走出痛苦经历的过程中所获得的深邃智慧。 在《没有宽恕就没有未来》中，图图认为否定历史的做法并不能实现真正的和解。但如果国家“复仇心切”，要达成和解也并非易事。图图没有重复关于宽恕的陈词滥调，却表现出一种无畏的高贵精神，即在承认人与人之间所能施加的恐怖的同时，仍然保留了一份对于和解的理想情怀。图图以其数十年任职经验所拥有的明晰思路，向读者展示了怎样以真诚和理解的心态去建设一个更新、更具人性精神的世界。

    上世纪八十年代末我访问伟大的中国时，就被中国人民的勤劳刻苦深深地打动。譬如为了工作，晚上工人们还在探照灯下忙碌在建设工地上。更使我感动的是中国人民的慷慨大方，这从我和妻子得到惠赠的礼物上就可以感受得到。但我在其他方面也体会到了这种大度。我了解到日本人曾经在南京犯下的残暴罪行，然而向我描述那些恐怖事件的人却并未心怀怨毒和仇恨。我还耳闻了在所谓的“文化大革命”中发生的骇人暴行。但那些身受其害的当事人却再次让我惊讶万分，他们在叙述往事的时候并未表现出怨恨或报复的情绪，尽管他们曾无端遭受过来自同胞的无法言传的伤害。我要向他们的宽容大度表达我的敬意。
    但我却不能肯定，在最终的意义上这就是迈向未来的最好途径。我对把过去扫入角落视而不见的做法是否合适表示怀疑。过去的从来就没有过去。它们有种怪异的力量，能够重现并长久萦绕在我们心头。我们在南非就有这种感受。英国人和布尔人曾试图欺骗自己，在上上个世纪之交的布尔战争中仿佛什么也没有发生，而当时英国人把很多布尔人妇女和儿童都送进了他们发明的集中营。双方后裔表面上友善相处，然而不断发生的事端却表明这种友好只是一种假象。一位年轻的布尔人小伙子告诉我，无论何时听他祖母讲述那场战争，他都义愤填膺，随时准备再打一次布尔战争。他们需要有一天通过恰当的途径最终与这段历史告别。
    我们在自己国土上的经历令人宽慰。人们表现出真正高尚的宽宏大度。他们宽恕罪恶、放弃复仇的意愿实在令人敬佩。他们把自己从受害者的状态下解放出来，不再心怀怨言，死抱住创伤不放，从而开创出崭新的人际关系。他们给予罪行的制造者以机会，从内心的愧疚、愤怒和耻辱中解脱出来。这样便形成了双赢的局面。以牙还牙，以眼还眼的做法，像中东所发生的冲突正是这样极具破坏性。这样做和平和安全不可能真正到来。复仇和暴力只能生发出更多的复仇和暴力。
    我理解中国人出于传统文化中保守面子的需要，对道歉可能感到为难。但是，夫妇之间发生争吵时会出现什么情形呢？他们难道不会和好、道歉的一方会有失面子吗？如果他们不这样做，他们的关糸就凶多吉少了。愿意道歉和宽恕的人是坚强而非软弱的人。纳尔逊·曼德拉是软弱或无关紧要的人吗？
    中国如果能够妥善处理往昔的痛苦，就会成为一个更加伟大的国家。没有宽恕，真的就没有未来。
　　——（鲁刚译）

    在委员会，我们亲眼看到这一切在我们面前展开。那些在种族隔离岁月中趾高气扬，随意抛撒死亡、不公和种族隔离各种虐政的人，做梦也想不到他们在阴暗世界中参与的暴行也有暴露于光天化日之下的一天。他们原本得意地认为自己想主宰天下多久，就可以多久。如今一切都已大白于天下，而且不是什么推测或者无根无据的指控。不，完全是罪犯亲口道出的事实：他们如何绑架、如何枪杀、如何掩埋尸体或抛到河里喂鳄鱼。他们帮我们找到50具被他们秘密绑架、杀害和掩埋的尸体。如果这不是一个道德的世界、真相必将大白于天下的话，那么这些令人不寒而栗的秘密将永远被掩盖。书摘1 今天我找到了所有问题令我心痛的答案。我知道了一切的开端和背景，知道了那些。在上边的人”的作用，那些“小集团。和。我们的人”不过是执行他们命令的。秃鹫”。而今他们却都掸掸手好像无辜者．抗拒着真相委员会的现实。是的，我和我的杀人犯站在了一起，他让我和白人的老南非安然入睡，而那些。上边的人”又在为秃鹫寻找下一个需要。永远从社会上根除掉”的目标了。<br>    我终于搞清了这场斗争究竟是为了什么。如果我被剥夺了一切，如果我的生活、我孩子和父母的生活被法律窒息，如果我只能看着白人尽管已得到最好的、但还要更好的而且得到了，我也会斗争的。我羡慕并尊敬斗争的人们——至少他们的领袖有勇气站在他们的秃鹫一边，承认他们的牺牲。可我们靠谁呢?我们的领袖都过于神圣和清白。没有心肝。德克勒克先生说他不知道，我可以理解，可是该死的一定有一个小集团、一个还活着的人是这一切行动、一切。上边的命令”的元凶。该死!这种不正常的生活，不是违反人权又是什么?精神杀害比血肉模糊的内体杀害更没有人道。我希望我能把旧南非从每个人的过去抹掉。我要用我那被毁了的秃鹫的话结束我的故事。一天夜里，他对我说：。他们可以一千次地赦免我。即使上帝和所有的人都一千次地赦免了我，我也得生活在这个地狱中。问题出在我的脑子里，我的良心里。只有一种办法可以解脱，崩了我自己的脑袋，因为那儿有我的她狱》。”<br>    此外，不应认为给予大赦是鼓励有罪不罚，让罪犯完全逃脱其行为后果，因为大赦只给那些承认有罪并为其行为承担责任的人。大赦涉及的不是无辜的人，也不是自称无辜的人。正是出于这个原因，参与杀害史蒂夫·比科的警察尽管申请了大赦，但被驳回。他们否认自己犯了罪，声称毒打他是为了反击他无缘无故发起的攻击。<br>    因此，整个进程鼓励的是承担责任，而非相反。它支持的是尊重人权的新文化和承认责任、承担责任，新民主制度希望以此为其特点。还应注意到，大赦条款是为特定目的进行的临时性安排。南非的司法不会永远照此办理。它只适用于有限时期的特定目的。<br>    另外，在惩罚性司法中，毫无人情的国家在施行惩罚时几乎不为受害者、更不要说为罪犯着想，但这并不是惟一的司法形式。我认为还有另一种司法，即作为非洲传统法学特点的恢复性司法。它关注的重点不在报复或惩罚，而是本着班图精神，疗治创伤、恢复平衡、复原破裂的关系。这种司法力图救助的不仅有受害者，也有罪犯，他们应该得到机会以重新融入因其行为而被伤害的社会中。这种方式视罪行为对人本身的行为，引起的是关系上的裂痕，因而更富人情味。我们可以说，司法，恢复性司法，是在寻求抚慰、宽容与和解中伸张正义的。<br>    一旦符合法案规定的条件，大赦立即生效，罪犯的刑事和民事责任，连同国家对公职人员的责任，同时一笔勾销。大赦产生的是好像犯罪行为从未发生过的效果，因为犯罪行为的法庭记录将是白板，一张白纸。这意味着受害者失去向罪犯索取民事赔偿的权利。要求受害者付出如此代价的确过分，但是使我们从压迫到民主实现较和平过渡的谈判者认为，这是我们的民族必须要求受害者付出的代价。<br>    我们的自由代价高昂。但要正确计算这一代价，我们应该比较一下我们所享受的高度稳定和前苏联在进行类似的变革时经历的剧烈动荡和骚乱，更不要说前南斯拉夫的可怕屠杀和不稳定了。国际社会正在追究前南一些人的滔天战争罪行。大部分种族隔离制度下违反人权行为的受害者，都有其默认的代表为他们讲话。考虑到当时的形势和现实，他们一般都会接受其代表作出的决定，认为那应该是达到其愿望的最好决定了。<br>    1999年1月，我在耶路撒冷的一个犹太教堂向很多人介绍真相与和解委员会。像其他类似的集会一样，有人情绪激动地对我说司法有其道德要求，而我们的进程损害了这一点。他强烈认为(我猜想，那里和其他地方的大部分人也同意他的观点)，从道义上讲，这样的安排只能由受害者本身作出，而不能是别人，无论其动机如何崇高。我希望我当时在这一点上给予了令他满意的回答，即那些为实现和平过渡而进行谈判的人，在解放运动的代表团中有人自身便是邪恶的种族主义的受害者。许多人曾被拘留、骚扰、监禁、拷打和流放，而这一切发生之前，他们都遭受过各种形式的种族隔离的不公和压迫。他们可凭亲身经历讲话。例如，直到难以忘怀的1994年4月，他们所有人都被剥夺了选举权：直到那一天，他们从未在生身的祖国投过一次票。他们遭受过极不公正的通行证法的侮辱，看到自己的人民流离失所，像垃圾一样被大规模强制迁徙计划扔掉，使无数人受到极大伤害。因此，我可以向那位提问的犹太人保证，谈判者并非自以为是，而是在诉说他们和亲人的亲身经历。<br>    大选结果揭晓时，这些谈判者不仅没有被指责未能反映选民的意见和态度，反而得到了广泛支持，赢得了大选的压倒性胜利，使非国大执掌了民族团结政府。同样是这些、而现在已当选的代表，给我们带来了新宪法，并根据宪法通过法案，建立了真相与和解委员会。这不是什么理想主义新星的杰作，而是老成务实的政治家的功绩。他们常常眼睛盯着下一次大选，一般不会做出疏远选民、让自己下台的事。这些政治家是在曼德拉和他的继任者姆贝基的领导下运作的。如果他们在法案上的行动有悖选民的情感，这早就该反映在民意测验中。真相与和解进程进行3年后，历经无数引起争议的大赦决定，在对政治领袖的民意调查中，曼德拉仍赢得了80％的高分，姆贝基。70％。(他们最强的对手仅得30％。)这说明，尽管选民因为压迫时期后的第一届新政府未能兑现其全部承诺，自然会感到失望，但是非国大仍然得到了认可。最近，支持建立委员会的政党在1999年的大选中赢得了90％的选民。用我在伦敦国王学院的老师一句令人难忘的话来说，“这样断言不无道理。，即那些参与谈判并建立了真相与和解委员会的人，实际上完全有资格代表受害者而且得到了认可。<br>    当他们接受受害者必须不仅放弃其刑事诉讼权利，而且要放弃民事赔偿要求的权利，才能达到我们今天的局面的时候，他们可以说自己是以受害者的身份这样做的。形成这一立场并非轻而易举。这曾引起过极大的愤怒，但是显然，即使是民事赔偿，如果申请大赦的人知道尽管他们将免于刑事责任，但逃不了民事责任，很可能他们根本不会提出申请了。把他们吸引到真相与和解委员会面前的胡萝卜的魅力将大打折扣。可以说，如果不如此办理，更多的人会因此而冒可能被起诉的风险(就像马兰将军及其同案犯被无罪释放后许多人的行动一样)，因为他们知道，他们曾经发誓保守秘密或与同党串通提供伪证，因此其罪行的内幕仍然是个秘密。找到的解决方案并不完美，但却是当时形势下的最佳选择，即以真相换取罪犯的自由。…………

    中文版序言<br>    第一章 转折点<br>    第二章 纽伦堡还是全民遗忘？第三条道路。<br>    第三章 时机已到<br>    第四章 正义何论？<br>    第五章 开始行动<br>    第六章 受害者——亦或幸存者的国度？<br>    第七章 “我们确想宽容，但不知宽容谁”<br>    第八章 “我感到如重见光明一般”<br>    第九章 我为什么做这份吃力不讨好的工作？<br>    第十章 “我们原来不知道”<br>    第十一章 没有宽容，真的没有未来<br>    后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