伊万·塞勒尼（Ivan Szenlenyl）目前是耶鲁大学的威廉·格雷厄姆·萨勒姆社会学教授和政治学教授，他同时也是美国艺术与科学院院士、匈牙利科学院院士。他致力于对国家社会主义和后共产主义社会的社会经济变迁进行研究，是这个领域当之无愧的开拓者和领军者。他在不同历史时段完成的“社会变迁三部曲”——《通往阶级权力之路的知识分子》（1979）、（（社会主义企业家》（1 988）和《无须资本家打造资本主义》（1998，已由本社于2008年出版中译本）一为我们了解国家社会主义在东欧的变迁提供了一幅波澜壮阔、跌宕起伏的画卷。近年来，他重点追踪中东欧国家的社会不平等和社会福利领域内的“二次转型”，第一阶段的研究结论已经在《排斥的类型》（2006）一书中得到了反映。

    《新古典社会学的想象力》大多数经验数据都来自作者的祖国匈牙利；作为一名“民族志研究者”，作者觉得自己对在那里发生的事情理解得最为透彻。但是，作者并不将自己看作是一位地区问题专家。作者将来自匈牙利的资料看作是“个案研究”。作者的目的一直是试图理解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之间以及各种后共产主义政体之间的系统性差异。

    塞勒尼等人试图通过对苏东原社会主义国家转型的研究，构建一种“新古典社会学理论”。所有这一切可以启示我们，我们应当将这些国家过去几十年的社会主义实验以及正在经历的历史性转型，作为社会学的一个学术资源的宝库。<br>    ——孙立平（清华大学社会学系教授）<br>    塞勒尼是我们这个时代最杰出和最具有原创力的社会学家之一。他是一个真正的人、一个真正的社会学家。<br>    ——麦克·布洛维（美国社会学会前会长，加州伯克利大学教授）

    不过，这种专家治国的规划还是以失败而告终。在苏联，其失败的原因在于官僚战胜了技术专家；而在西方，与其说该规划是对现有支配体制的挑战，不如说它是对20世纪30年代和40年代的“技术专家治国论”的赞同或批判。也就是说，专家的权力被同化了。和官僚规划一样，专家治国规划的缺陷在于它缺乏“意识”这一维度；专家治国的意识最后被证明并非像许多人所期待的那样具有“颠覆性”。当代西方新阶级理论所强调的是“知识”维度。这确实在一定程度上把握住了西方社会中具有较高受教育水平者的当前规划的独特性与相对优势。或许我们可以将这种规划贴上“目的论规划”的标签。20世纪70年代关于“知识阶级”的文献将左翼知识阶层——所谓的反对文化知识分子——看作是这一新的、以目的为中心的组织的核心，他们建构了一个新的意义系统并将其强加给社会，从而试图颠覆现有的权威体系。他们自以为是，以自身的关于政治与世界的道德观点胁迫社会。换言之，该专家阶层确乎拥有权力，但这并不是由于他们占据了特别重要的结构性位置，而是因为他们成功地发展出了一种真正具有颠覆性的意识。专家治国规划的本质在于，它通过建构和重构意义系统而获得权力，进而通过对各种意义的垄断夺取民主话语权。<br>    专家治国规划恰好处于苏联的官僚规划的对立面。苏联官僚在其获得权力斗争中的优势来自他们所占据的位置，而弱点则在于其“意识”；相反，专家的优势在于其所拥有的知识的类型，而弱点则在于除了这种意识外，他们很少还有其他东西可以凭借。<br>    鉴于各种知识阶级理论都缺乏可信性，我们不免怀疑，一帮被颠覆性思想武装的左翼思想家真的就能够推翻现有的统治体系吗？此外，这些主体对这一专家治国规划的忠诚程度到底如何，也是值得怀疑的。毕竟，站在专家治国规划背后的主体，其被“拔根”的程度，并不如那些与“社会相疏离的”的主体；文化工业、学术圈以及大众传媒都能够（就这一点来说是很有效地）将他们整合到现有的体系中去。当新右派开始从20世纪70年代中期的一代那里获得支持的时候，新左派的专家治国规划的缺点变得明显起来。反对文化失去了其影响力；许多专家治国规划的主体“抛弃了该阵营”，并再次背叛了该规划。

中文版序言<br>社会主义社会史大纲或者对自我批评的自我批评<br>第一编 国家社会主义<br>社会主义经济体制<br>住房体系与社会结构<br>东欧的城市发展与区域管理<br>国家社会主义再分配经济中的社会不平等——当代东欧社会主义社会中社会政策的悖论<br>国家社会主义条件下的社会政策——东欧社会主义社会中的市场再分配与社会不平等<br>被中断的资产阶级化——社会主义匈牙利家庭农业企业家的社会背景和生活史<br><br>第二编 新阶级<br>新阶级理论的三次浪潮<br>国家社会主义社会阶级结构中的知识阶层<br>知识分子与后共产主义社会中的支配<br><br>第三编 国家社会主义之后<br>社会主义为何失败：迈向一种关于体制崩溃的理论——东欧社会主义国家解体的原因分析<br>东欧后共产主义转型期间的精英循环或再生产：导言<br>译后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