孔子以后，儒家传经即不能不以之为辅助。《孟子》引用的这类口头传说中，有一个尹公他、庾公斯追射子濯孺子的故事（《孟子·离娄下》），它应该就是《左传》“襄公十四年”所述庾公差、尹公佗追击公孙丁之事的另一种版本。《左传》的不寻常处，是依年月顺序把它们与采自其它各种书面记录的大事记整合为一体，形成一部.被《困学纪闻》准确地点评为“传事不传义”的编年史。就其大部分篇幅为口传叙述的记载而言，说它的主要部分由编年的轶事集构成，似乎也是可以成立的。那么，与在它之前的史着相比，《左传》是否体现出对历史的过程性之意识的明显增长呢？<br> 在最近三十年的讨论中，关于这个问题出现两种完全不同的见解。一种可以徐复观为代表。他说：“《左氏传》的最大成就，是在孔子所修《春秋》的提挈之下，把这个时代的各方面的变迁、成就、矛盾、冲突，都以让历史自己讲话的方法，系统地、完全地、曲折地、趣味地表达出来。”他又说，《左传》“以行为的因果关系，代替了宗教的预言，由此而使历史从一堆杂乱的材料中，显出它是由有理性的人类生活所遗留下来的大秩序、大方向”。这一系列的因果关系，“汇而为一个时代演变的整体因果关系；于是历史乃以有机体的构成秩序，复活于吾人之前，此之谓史学的成就”。26<br> 综观徐氏所论，有三点似乎值得提出来重加辨析。首先，徐氏极其强调，历史之秩序“是由时间的秩序所规定的”；因此编年记事本身就已“由时间而得以使事实有条不紊地呈现”。他说编年方法是“史学的基石”，这话当然不错。历史研究须从按年代顺序搜罗排列的史料长编作起，本来是一种常识。但历史研究不能止于史料编年的原因，恰恰是内在于一系列事件的逻辑联系并不必定会自发地从经过编年的史料中呈现出来。编年体的记录形式可以没有开头或结局，它本身不能证明记录者已经具有明确的主观意识，要把他所记录的种种事件当作一个整体过程的展开来认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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