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人的自由问题上，冯契先生认为，相对于西方哲学，中国传统哲学更多地考察了自觉的原则，而对自愿原则则有所忽视，后者容易导向宿命论。冯契先生对正统儒学的宿命论倾向作了深入地分析。按冯契先生的看法，自由不仅是伦理学的问题，而且也涉及美学。在美学上，冯契先生指出：西方人比较早地提出了美学上的模仿说（再现说）和典型性格理论，而中国人则比较早地发展了美学上的言志说（表现说）和意境理论。这些看法基于对中国哲学的长期沉思，将中国古代哲学的研究推进到了一个新的层面。
关于中国近代哲学，有见于其剧烈变革的社会历史前提，冯契先生研究的侧重之点主要在于其“革命进程”。按照冯契先生的看法，中国近代哲学以“古今中西”之争为其背景，具体围绕着如下四个问题展开，即历史观、认识论、逻辑和方法论、人的自由和理想。这些问题是中国传统哲学中理气（道器）之辩、心物知行之辩、名实之辩、天人之辩在近代的延续和发展，同时又受到西方近现代哲学的影响。随着进化论的输入，近代哲学的革命进程开始拉开帷幕，五四运动以后，马克思主义的传人，则使哲学革命由进化论阶段发展到唯物辩证法的阶段。在这一过程中，历史观与认识论的论争逐渐结合起来，成为中国近代哲学发展的主线，最后由马克思主义哲学家作了总结；逻辑与方法论及人的自由和理想的论争，在中国近代未能作出系统总结，冯契先生由此提出了“进一步发展哲学革命”的问题。这些考察，既清晰地梳理中国近代哲学演进的脉络，又将近代哲学的变迁与中国哲学的未来发展联系起来，使历史的考察成为哲学重建的起点。
哲学史与哲学的统一，是体现于冯契先生哲学研究过程的一个基本原则。对以往哲学的考察，总是处处渗入他的哲学见解，而他的哲学思考，又伴随着对以往哲学智慧的总结。这种总结，比较集中地体现在他的《智慧说三篇》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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