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卢梭看来，这就是生活开始的地方：在河流旁边、在温暖和激情之中。人们尚且处在语言之前，语言将作为歌唱从这种田园生活中发展起来，就像我们在伊斯兰寺院宣礼员的声音中依然能够听到的那种悠长婉转的元音。这种歌唱，从一开始就是对激情的模仿和代现。最深沉的激情就是同情心；它的音乐是跌宕起伏的嚎叫。
但在北方的树上却无法摘到果实。在北方的寒冷之中，语言不是从激情中产生，而是从需求中萌发。社会聚焦之处是篝火而不是水塘。卢梭特别将南方看做是人类社会的起源。但在北方，社会纽带是牢固的，尽管它们并不是自然的。北方的社会生活是理性发展的结果。语言不可能长久地仅仅作为情感的镜子而存在，它将在需求的压力下很快地倾向精确、理性和辅音停顿。在卢梭看来，这是堕落退化的倾向，因为它将滋生对理性的奴役和社会体系的人为虚构。在德里达看来，这总是一种业已开始的退化，并且它构成了语言之所以为语言的全部内容。
正是在北方，出现了一套法则系统，一个将人民置于枷锁之中的社会契约。这些都产生于北方生活的总体经济，决定这种经济的是那对生命严酷的自然，人们已不在合适的处所，他们“离开”了南方乌托邦的慵懒、诗意和激情。卢梭为北方这种刚健传统的发展而感到痛惜。自然状态不需要法则，怜悯和同情之心会起到将自然社会秩序置入和谐文雅状态中的作用。但是，随着北方理性的发展，怜悯的能力却日渐消失。于是就需要法则，而其原则并不是同情心：需求是野蛮人的父母。
于是，卢梭的思想便再一次以自然和文化之间的对立为其特点，在这里所具有的形式是南方和北方的区分。南方是人类起初的家园，是自然的所在。就是在南方，植根于同情心的自然法所支配的简单社会群体享受着一种充满了温暖、激情和歌声的生活。然而，在北方却出现了理性的野蛮。北方群体与自然抗争，需要制定出法则和语言以便一个人能够向另外一个人发出精确的指令。难道人们不会期望卢梭去把书写这一自然声音的退化的替代品看作是首先起源于北方吗？他没有这么做。贯穿南北辩证法的一个独立发展线路被勾勒了出来。它涉及从手势到声音再到象形文字的发展运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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