或许，在我们的文化中，性的重要性，以及自萨德以来它总是与语言的重要决策关联在一起这样一个事实，都来自这种对应，而这对应又将之与上帝之死相关联。当然无需将上帝之死理解为上帝在历史领域的终结，也无需理解为对他之不存在的最后宣布，而应理解为，这是我们经验的当下一常态空间。由于上帝之死为我们去掉了一个无限存在物的限制，因而产生了一种经验，在这种经验中，再无任何东西可宣告存在的外在性，因此便产生了一个内在性和自我主宰的经验。但这样一个由上帝之死而构成其爆炸性现实的经验，也敞开了自己的秘密并加以澄清，这便是它自己的内在限度，界限的无界限领域，以及那些过分行为的空洞性，其空洞性就在于，它在其中消耗了自我，但发现它其实在那里是缺失的。在这种意义上，内在经验，自始至终，都是对一种不可能性的体验（这不可能性既指我们所体验的东西，又指那构成这种体验的东西）。上帝之死不仅只是一个我们现在所理解的、形成当代经验的“事件”，它还在继续无限地追踪它伟大轮廓的痕迹。
巴塔耶完美地意识到了上帝之死给思想所带来的种种可能性，以及它扰乱思想的种种不可能性。上帝之死究竟意味着什么，如果不是对他之不存在的震惊认识和将他灭掉的行为之间的奇特关联？但是如果上帝本来就不存在，灭掉他，灭掉那从来就没存在过的上帝，又有何意义？或许这就意味着灭掉上帝，这既是因为他本来就不存在，也是因为要确保他今后也将不存在——这当然是个好笑的原因：灭掉上帝，以便把生活从由上帝存在而设的限制中解放出来，但也是把生活带回到那些被这无限存在所取消的限制中去——以此作为一种牺牲；灭掉上帝，以便把他还原为乌有，同时又在一个亮得如同一个在场的光焰中心展现其存在——这是因为狂喜；灭掉上帝，以便让语言迷失在一个震耳欲聋的夜晚，而因此必然使他（上帝）出血，直至他发出“一个巨大的迷失在无尽沉默中的哈利路亚”——这是交流。上帝之死并没有为我们恢复一个受到限制的、实证主义的世界，而是恢复了一个由经验而揭示出其各种限制的世界，这个世界被那僭越它的过分行为既制造又拆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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