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理想国》延续了对技艺——力量的哲学思索，在这里，柏拉图以古革斯（Gyges）的“戒子神话”说明了力量对人性的腐蚀。格劳孔说，倘使一个人拥有不畏惩罚的力量，那他一定不会选择做一个好人；力量与道德势同水火，在无限制的力量面前，人无一例外地会堕落，即便苏格拉底也不能幸免。一个人不为恶，是因为力量有限，害怕受惩罚，所以不得不做一个好人。故而，做好人表现了一个人的软弱。关于力量、德性和幸福，大众的见解是：最有力量的人最邪恶，但也最幸福。在那里，柏拉图一方面正视力量的腐蚀性格，另一方面驳斥了大众犬儒式的道德观念，一语中的地道出，大众犬儒式的幸福是虚假的幻象，乃无知的结果，并指出，只有以善为目的的技艺才能真正增强人的力量，在最深的意义上给人带来解放和自由。真正的人类希望和幸福就在这里。
在柏拉图看来，人类生活有两个原则：德性的与技术的；但德性（宗教）必须指令技术，惟有德性才能将技术引向正确的方向，从而造就真正的幸福。这样，柏拉图从一开始就打碎了人类心中的技术梦想，这使后世的人们非常失望。大约两千年后，一个英国人刻意要重拾人类的技术信念，创造了一个新的技术神话一一新亚特兰蒂斯，他就是培根。关于人类生活，培根式的真理是：技术指令德性或宗教。这是培根的技术梦想，它代表着现代人的希望。读者可能会感到，将“培根的技术梦想”放人该篇中显得有些奇怪，与本书的“希腊主旨”不符。但细细想来，也并非如此，因为培根重拾了柏拉图在《克里底亚》中粉碎了的技术神话。因而，培根的思想乃古代希腊思想的延续，或者说，是其残余。
柏拉图问，人获得技艺和知识后，应该走向何方？柏拉图对这个问题的回答与古代希腊的历史紧紧联系在一起。库朗热和格罗特均指出，阿提卡社会的基础在于户宅，家庭是雅典社会最基本的单元。城邦有如家庭，是家长们的联合。在那时，家庭与城邦之间有着惊人的一致性；毋宁说，家庭是微型的城邦，而城邦是放大了的家庭，家庭的管理原则放大为城邦的政治原则。古希腊的家庭有一种严酷的剥夺性质，其剥夺性在于一个人必须将全部精力献给家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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