通过解读《尚书.洪范》,探索语境,回溯与辨正“王道”本然之义,我们确定了“王道”所寻求的方向在于社会政治的公义。公义不离公平与正义。《洪范》阐发的“王道”义,影响春秋、战国时代,开启追求大公的时代洪流。“王道”开出的是天下为公的理想。本公心治天下,则“王道”可期,这是先秦以迄两汉论治的主流,普遍显示于各类文字撰作之间,非一家私说。梁启超谓:“我国则孔、墨、孟、荀、商、韩以至许行、白圭之徒,其所论列,殆无一不带有社会主义色彩。在此主义之下而实行方法大相径庭。”(I)在原生的“王道”义流变的过程中,士人道义上的自觉,起到了极为关键的催化作用。虽匹夫之位卑微贱,依然以一己的天德与意志,关怀天下并寻求普世认同的公道理想。梁启超认为周、秦诸子以“天下”为共调,可视为“世界主义”,“先秦政治学说,可以说是纯粹世界主义”②。“世界主义”只是权宜说法尚未尽“天下”的义蕴,因为“天下”之义不仅仅局限在在国域之平面空间意义上。在《洪范》强调的公道公平义的基础上,“天下为公”的概念被孕育出来了,把先秦诸子的理想推宕至最高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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