奥姆·帕拉卡什·耆那，前两个名字的英文缩写为O．P．“耆那”，表明他是耆那教徒。他本是印度最大的造纸商，与印度上流社会的许多大人物均有来往。O．P．中年悟道，遂倾其所有资产，在新德里南郊修盖了一座占地7英亩的灵修园， 招待来自世界各地的作家、艺术家。
灵修园雇着几十位仆人，拉姆昌德是其中的司机。
有一天，来自美国洛杉矶的画家李·惠斯勒对O．P．说：“O．P.，你能不能不使用仆人?”
O．P．有点儿窘。一时不知道该如何应答。他自我辩解道：“我这是对他们好。我给他们工作，他们可以把挣来的钱寄回家乡。”
美国人总能够轻而易举地占到道德的先机。“或者你可以给他们工作，”李说，“但最好把他们作为工人而不是仆人来雇佣。”
O．P．更窘了。我本人本来对这个话题没有兴趣。我对使用仆人也没有兴趣。我不喜欢等级制度，但事情也没有美国人想得那么简单。
我坐在旁边，插进他们的谈话：“李，你能不能这样想一下：如果印度放弃了她现在在民间依然流行的等级制度，那么就等于改变了她的社会结构。而社会结构的改变当然意味着其社会道德状况的改变。如果是这样，这就不是印度了，你也就不再可能在这里作为一个美国人而被仰视。如果印度变成了美国，那么你在这儿还有什么异国情调可追寻呢?”
李无话可说。O．P．松了一口气。我们都是东方人，我们各自更容易理解对方的问题和困难。
当然这主要是一些救急的话。我自己也不完全相信。印度需要改变，正如中国正在改变。但一个古老的国家、一种古老的文化，改变不易，而且不仅是中国或印度要为它们各自的改变付出代价，全世界都要为某一种古老文化的改变付出代价。
花衣花裤的外国人，充斥着康诺特广场，充斥着火车站周边的大街小巷。
大多数外国人来自西方，也有日本人和韩国人。西藏人在这里几乎像本地人，而来自中国内陆的中国人，我几乎是惟一的一个。每当我被误认作日本人，我便用中文说话，并开设临时中文培训班。
那些背着吉他、抱着鼓的西方人，蓬头垢面，破衣烂衫。那些西方社会的边缘分子，承袭了嬉皮士参禅礼佛、寻访古鲁(1)的遗风，来到这里找寻精神家园，顺便搭一趟爱情的小帆船。
他们比我们更在乎精神家园(我们比他们更需要现代化)，他们比我们更在乎这里的大麻烟。而在我们的脑海里，世界是由欧洲、北美和中国构成(一如印度人认为所谓东方与西方是指印度与西方，而阿拉伯人所说的东方则指小亚细亚和北非)。在我们的世界地图上，还没有标出印度这个国家。可以理解但不可听之任之的穷人的势利眼。
我听说，那些花衣花裤的外国人，一般每年在西方挣半年钱，然后来到这里，放松下来，无忧无虑地混半年，再回去挣钱，再来到这里。这里是他们梦中的乐土、天堂。他们在这里被他们自己的梦想搞得眼花缭乱。
而印度人，一如中国人，很知道如何哄得这些外国人不知身在何处。他们开心、尽兴、满足，潜意识里觉得自己高人一等，当然也就会心甘情愿地花光兜里所有的钱。
没有线索串起这日日夜夜。这是生存的本来面目。
可以假设一个生活的借口，使你的生活有一个重心，有一种秩序，但你当明白在心里，这借口仅只是假设而已。
你只有坐下，走路，坐下，躺下，像天上的一片云、池中的一朵花、河中的一道涟漪、林中的一阵风。
这一切或许都有意义，而在别人看来，它们是无意义的。
只要认识隐藏在这一切之中的必然性，其他的东西暂不必说起。
可以追间一声，这一切对它们自身来说意义何在?在你追间下去之前，要做好疯掉的准备。
一旦开始追间意义，危险就来了。你将与危险同行。
你要么成为事物本身，要么从事物之中退出身来。你或许不得不把自己交出去，把自己腾空，才能看清究竟有什么事情发生。
好也罢，坏也罢，你请先把自己交出去。
在蓝天之下，我们看见花开，我们看见鸟飞，我们看见一个人消失在大路的尽头。自然按照它自己的意志行事。生命哪有什么意义?
佛首先看到了痛苦的、危险的、不幸的事。他看到了真实，然后他又认出了它们的不真实、它们的“空”。
但或许花开的意义只在于花开，鸟飞的意义只在于鸟飞，一个人消失的意义只在于消失。
海德格尔在讲到亚里士多德的生平时只使用了三个词：诞生、活着、死去。没有意义，没有意义。
但你免不了追问，正如你免不了行走和眺望，因为你活着。
一旦你追间生命的意义，甚至连本来看似存在的意义也消失了。但与此同时，你创造了意义。不是生命因此而丰满，而是你的追间产生了意义。
可哲学家们会紧跟着追问你；你的追问是否有意义?他们想暗中逼迫你说“没有”，但他们错了，因为你活着。
生命并不按照他们给定的航线航行。意义总是旁溢斜出。你诞生在你的追间当中。你追间出你的灵魂，你追问出神的存在。
我们对世界的观念是否可靠?
父母带给我们一个经验的世界。书本教给我们一个逻辑的世界。我们自己见识了一个经验的世界和一个梦的世界。
在梦的世界、逻辑的世界和经验的世界里，我们不能肯定我们总能胜任，但我们的确活到了今天。所以我们的“我”，的确比我们所了解的更顽强、更丰富，当然也更矛盾。
当东方人把“我”献给天地万物时，西方人把“我”献给了思维本身，即科学与法则。虽然两种奉献均看似让出了“我”，但两种奉献的意义回然不同。
逻辑处理不了梦境，梦境反抗经验，而经验溢出逻辑之外。因此，在我们每个人身上都至少存在着三个“我”，即经验我、梦我和逻辑我。它们之间互不相同，但它们又混生在一处。
所以“我”不是单数，而是复数，但又不是“我们”，而是“我我我”。
考考弗洛伊德吧，看他怎样面对“我我我”。如果将他的本我、自我和超我各乘以三，天哪， 那就是九个我。九个我的力量。九个我的混乱。
这就是我们同世界的关系。除了我和你的关系、我和他的关系，还有我和我的关系。
这就是我们对自我的认识。
很多人企望超越自身，克服“我”的自性，无论东方人还是西方人，要么为了道德的原因，要么为了科学的原因，要么为了信仰的原因。
日常经验要求众我臣服于一个我。国家理性也要求众我臣服于一个我。而婆罗门哲学要求将小我与大我结合。
铃木大拙将梵，那超经验的本体，称作绝对我。他觉得他解决了早期佛教徒的论争，认为早期佛家所排斥的是相对我而非绝对我，即获得开悟之后的我。而所谓开悟就是亲见绝对我反映在相对我中，并透过相对我而活动。
如果我理解得正确的话，他依然承认有这么一个相对我。它是开悟的阻碍，也是开悟的可能性所依赖的条件。如果这相对我终将被克服，那依然是令众我臣服于一个我。这不是解决矛盾而是无视矛盾或弃绝矛盾，但矛盾并不弃绝你。这不是对人、对生命的尊崇。
为什么不能是所有的我一起上升，一起得见天光?
如果这是不可能的，为什么不能找到一种中和它们的办法?
我究竟在说些什么?
胡言乱语令我体会到生长的快乐。我的生命体—下子涨满，仿佛树木伸出新枝，吐出新叶。
来了两个客人，一位叫朔亚，一位叫友吉。朔亚是我在法驻印度使馆的一次晚会上认识的。友吉是朔亚的朋友，一个不谙世事的中学生，写诗，玩电脑。
友吉本来是要找我谈谈诗歌。但我们的话题转到了卡夫卡身上。从卡夫卡的寓言式作品我联想到博尔赫斯的寓言式作品。我间他听没听说过博尔赫斯，他说没有。可能是我对博尔赫斯三言两语的介绍使他一下子把话题扯远。一个小孩，一脸严肃，一脸认真，跟我谈起了宇宙和空。
形而上的宇宙(不是科学的宇宙)，其实是我们个人的私密，是我们很难与别人分享的灵魂记事本，是我们从童年带来的病根。与别人谈论宇宙和空，我们一不小心就会把这二者变成投掷我们胡思乱想的垃圾桶。我曾经见过一些疯子被他们脑海中的宇宙和空诱上歧途。在进入宇宙的非理性之前，他们通常没有经过理性的道口。
他们一般有一套自攒的理论。理论来源：三分之一来自迷信，三分之一来自科学，三分之一来自诗歌。
所以我对友吉说，让我当一回魔鬼吧，让我来谈一谈“有限性”，让我们来谈一谈具体的事物。
我们如何才能谈论太阳呢?我们难道不是通过阴影来感受太阳?我们如何才能谈论大海呢?我们难道不是通过船只、海鸟、礁石、浪花、航标灯来谈论大海?我们对日食究竟知道多少?我们对深水压力又知道多少呢?
展开
在中国人的旅行地图上，迄今还没有标出印度这个国家。人们往欧洲跑，往北美跑，往日本、韩国，乃至新加坡、马来西亚、泰国跑，却好像完全忘了就在喜玛拉雅山脉那边，有一片广大的、斑斓的、历史悠久的、人口稠密的土地。这表明我们的文化意识，尚欠发达。
我曾在印度新德里某一社交场合，巧遇几位到访的中国医疗考察团成员。他们抱怨到印度简直和没出国一样，他们无法接受印度的某些地方比中国还破烂。在他们的意识中，“出国”就意味着畅游花花世界，就意味着在西方白种人和东方黄种人之间，自己登上了半白不黄的位置。我建议他们注意一下印度深不见底的文化，但他们显然对此了无兴趣。
印度曾经是我们的远方、我们的西天，是法显、玄奘、孙悟空、独八戒、沙和尚到过的地方，是我们想象力的源泉之一。印度佛教对中华文化的影响巨大。但如今，我们对印度只剩下一个极其模糊的印象。不错，对正在谋求现代化的当代中国来说，西方确是一个重要的他者，但这并不是说印度对我们就不是一个重要的他者。从某种意义上讲，印度像我们的一面镜子，了解印度或许正是了解我们自己的最好的辅助办法。
即使撇开大话不说，印度也是一个旅行的好地方：它有足够多的刺激等着你去领受，它有足够多的困难等着你去克服，它有足够多的危险等着你从其中穿越。旅行不是旅游。如果你只想旅游一下，那请去颐和园好了。
印度作为一个研究对象成就过几位中国的硕学鸿儒，但他们的研究完全集中在印度古文明方面，仿佛不存在一个当代印度。报纸上偶有有关当代印度的报道，也是偏重与中国有关的印度政治、军事方面。那么，当代印度社会、印度生活究竟是怎样一种面貌?
1997年我获得联合国教科文组织阿奇伯格奖修金(UNESCO-ASCHBERG bursaries)。该奖修金由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下设的推动文化国际基金会(International Fund for the Promorion of Culture)每年颁发给全世界三四十位35以下的作家、诗人、艺术家，资助他们去领略、研究不同的文明。我因此得以于1997年10至月12月在印度生活、旅行、写作了三个月。
三个月只是很短的时间。在新德里，我住在城市南郊的灵修园(Sanskriti Kendra)，一座占地七英亩(约合中国42．5亩)的寂静、秀美的园子。我曾先后旅及乌黛普尔、阿格拉、马杜赖、章西、卡杰拉霍、瓦拉纳西等地。我旅行的时间虽短，但饱尝了“文化震惊”的滋味。如今想来，这一段旅行对我十分重要。它使人我在面对大干世界时，在中国视角和西方视角之外获得了另一重视角。这一视角不能用“好”、“坏”来评价，但它使我发现了以前我不曾发现的自己，和以前我陌生的生活。
为此我要由衷地感谢使我此次“印度之行”成为可能的雕塑家隋建国教授、诗人牛汉先生和文艺理论家王一川教授。我尤其要感谢灵修园主人奥姆·帕拉卡什·耆那(Om Prakash Jain)先生，他为我在印度的生活提供了诸多方便。当然，我也忘不了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推动文化国际基金会的资助。我必须提到该基金会项目主任娜迪亚·柏罗琴科女士的名字。
《游荡与闲谈》只是一篇游记，记述的是我的旅行见闻和个人感受。它不是对印度社会生活和历史文化的全方位描述，更不是理论分析。它由印象式的片断组成。我只可以保证这些片断的一手新鲜感。
在印度旅行时我已做下一些笔记。但回国后一直没有时间将它们整理出来。2000年夏天我在德国柏林南部的苇泊乡艺术家之家(Kunstler-hause Schloss Wiepersdorf)居住过一段时间。在那里我写出这篇游记的初稿。又过了两年，我才将它最后完成，但愿它不是完成得太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