董云川，教授，1963年9月生；1983年毕业于云南财贸学院商业经济系，同年8月留校在教务处工作，1988年任教务处副处长，1995年任教务处处长；2002年调云南大学，现任云南大学高等教育研究院院长、云南高等教育评估事务所所长、云南省高教学会秘书长其间，先后两次存华中科技大学（原华中理T大学）攻读高等教育学专业研究生，分别于1995年获得教育学硕十学付，2002年获得教育学博十学位。

    《论中国大学与政府和社会关系》写作意向始于20世纪末最后一年，当时，世纪交替的忧患情绪和展望意识充盈于学术界，反思过去，期冀未来，有惊喜，有悲叹，有歌颂，有批判。一转眼，讨论中的“十五”计划已至末期，而当时看来遥远的“十一五”规划也已开始圈定；其间，历经磨难的入世愿望不仅成了现实，而且各行各业所赖以生存的保护性壁垒也逐渐被拆除。

    焚书坑儒——政治对学术的绝对压制。一把秦火，烧毁了无数先秦典籍，同时消灭了这些典籍的解释与宣传者，造成了万马齐喑的局面。许多教育史著作要么不谈秦朝的学校，要么认为秦朝的学校和教育已荡然无存了。其实，终秦一代，并非没有学术和高等教育，以博士制度为主体的官办学校的建立、发展和盛行，就很好地说明了这一点。只是秦始皇出于政治需要的焚书坑儒和“以吏为师”，只允许单一官学存在的举动绝不仅仅是遏制了秦朝的教育，而且影响到整个古代、近代，以至于现代的教育行为和知识分子的心态。秦始皇的狠毒之处在于不仅要“独尊”，而且要彻底“排异”。在这里，政治力量第一次显示出对学术力量的绝对支配地位。
    独尊儒术一学术和教育对主流文化传统的依附。接受了董仲舒“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的文教政策建议后，汉武帝用禁绝诸子百家“异端”、“邪说”的办法来独尊孔子和六经，以实行思想统治。此举虽曾起到巩固中央集权维护社会安定的积极作用，也自此奠定了儒家思想在中国两千多年封建社会文化思想中的统治地位，但在繁荣“太学”的同时一定程度上也阻碍了后世中国文化思想的自由发展及多样化风格的形成。它使中国此后的学校与学术极难突破既作为统治阶级文化又作为主流文化的儒家文化的基本框架。

序
摘要
Abstract
引言
1 关系现状：中国大学的生存发展状况分析
1.1 政府超强控制与社会过分干预
1.2 大学主体性与自我发展能力状况
1.3 现状透析

2 常规范式：解析的思路与平衡的策略
2.1 常规范式的基本脉络
2.2 常规范式的贡献与局限
3 新的视界：在更高的境界上求解

3.1 求解的理论基础
3.2 求解的基本角度

4 各得其所：有限的政府，开放的社会，自主的大学
4.1 三位一体的关系系统
4.2 三位一体中的三者形象

5 根本出路：主体到位与制度保障
5.1 培养和发展大学主体性
5.2 创建良好的制度环境
结语
后记
参考文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