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几次会议上，一些学者都使用了“中方”、“日方”以及“我们日本人”等等说法，用来指称当时发生在中国和日本与会者之间的一些龃龉，结果他们想要表述的真正内容没有人理会，而这种称谓方式却遭到了与会学者的强烈批评：谁有资格代表自己的国家和文化说话？在另一面，似乎问题的核心更在于，当人们自我规定了“自由的个人”或者“国际化”、“文化相对主义”等等立场的时候，是否能够因而保证自己真的具有思考的自由？它是否有可能使人合理合法地逃避社会和历史的责任？与此同时，在日益蔓延的“国际化”思维中，我们是否有可能陷入另外一种自我欺骗的陷阱以至于以另一种改头换面的西方中心主义来取代已经吃不开的西方中心论，也就是说以全球视野为名抹掉西方理论资源的意识形态色彩，从而以政治正确的强势话语压抑那些看上去很有东方文化本质论嫌疑的思考？事实上，当人们试图表现自己的“自由”时，一个经常被采用的策略是，使用西方的理论资源讨论问题，避免使用本土资源。一个无可回避的问题是，国际化和全球化的这样一种表象，是否真的保障了我们的自由？这样的“自由”是否具有抵抗本土中心论和狭隘民族主义的能力？
或许发生在几次讨论中的龃龉提供了一个使我们返观白身的线索。最重要的是，我们摆脱概念性思考面对复杂现实的能力将通过这样的返观受到锤炼。
这个复杂的现实就是，全球化和国际化如果构成了对狭隘的本民族中心主义的挑战，那么，这一挑战是否意味着对于所有形态的民族感情和文化认同的否定？在现实当中，我们几乎没有可能以平等和客观的姿态生存于全球化的世界格局中，所有的自由都是有条件的；假如我们试图以非对抗同时又是非妥协的姿态介入当今世界，对于自己母语文化的认同在何种情况下是一种资源，而在何种情况下又是一种障碍？所谓反文化本质主义的思考，究竟在哪一个层面上是有效的批判武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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