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研究主要的目的是对中国对外直接投资的决定因素和贸易效应进行实证分析，并为中国下一步促进对外直接投资提出相关政策建议。<br> 本研究采用实证分析与规范分析相结合的方法。在实证分析部分，本研究基于理论前提，提出假设，然后根据研究的需要，并参考国外相关研究成果，构建适宜模型，选取适当的样本对假设进行检验。在规范分析部分，本研究对中国对外直接投资的历史与现状进行了定性分析，并基于实证研究的成果，及中国相关政策的现实，提出促进和完善中国对外直接投资战略的有关政策建议。<br> 通过对中国对外直接投资的历史与现状的定性分析，得到的主要结论是：区域分布特征显示中国对外直接投资对东道国市场敏感度不高；行业分布特征显示中国制造业国际竞争力不强。同时，由于中国对外投资管理的欠完善，使得有相当部分的对外直接投资没有纳入官方统计，从而成为资本外逃的一部分。在对中国对外直接投资规模与中国资本外逃规模进行比较后，得到的结论是中国资本外逃规模远远大于中国对外直接投资规模。<br> 在对中国对外直接投资的决定因素进行实证分析时，为了检验中国对外直接投资的决定因素，并考察这些决定因素是否存在区域差异，本研究选取2000年和2001年为样本期，使用数据为中国制造业和服务业对外直接投资的加总数据，样本范围为中国对49个东道国的直接投资。从理论上来说，影响母国对外直接投资的因素，既有东道国宏观层面的因素，也有投资公司自身的因素，当然还包括母国与东道国之间的经济联系等因素，但出于数据的可获得性考虑，本部分主要检验四个变量，即东道国市场规模、东道国汇率、东道国工资水平、中国对东道国的出口水平，对中国对东道国直接投资影响的显著性及影响程度。本部分使用综列数据（Panel Data）进行合成回归（Pooled Regression），使用这一计量研究中较为先进的回归方法，有助于保证回归结果的稳健性。主要结论是：东道国市场规模、汇率水平、工资水平对中国对其直接投资有显著的负影响，而中国对东道国的出口水平有显著的正的影响，并且这四个变量对中国FDI的影响程度在区域上存在显著差异。在对这一回归结果与类似国外研究结果进行比较分析中，揭示了中国对外FDI的决定因素的独特性。<br> 理论上讲，母国对外直接投资将对国内出口、就业、投资、国民收入、经济增长及投资公司增长都将产生影响。由于中国对外直接投资的统计制度的落后，相关公司层面的数据没有办法得到，因此，中国对外直接投资对国内就业、投资、国民收入、经济增长及投资公司增长的影响不能进行实证，从而只能使用能够得到的相关宏观层面的数据对中国对外FDI对中国贸易（包括进口和出口）的影响进行计量研究。本部分使用的应变量是中国对东道国的出口年流量和进口年流量，自变量为中国对东道国的直接投资流量和存量。本部分基于引力模型来构建计量模型，仍然使用合成回归方法，对中国对外直接投资的贸易效应进行实证研究。得到的主要结论是：中国对外直接投资是出口创造型和进口替代型的，即中国对外FDI促进中国向东道国的出口，而抑制从东道国的进口。并且出口效应和进口效应在区域间也表现出差异。<br> 基于前面的定性和定量分析，本研究进一步探讨了中国对外直接投资的发展趋势，比较了中国对外直接投资决定因素和经济效应与对外直接投资大国 美国的异同，并且对阻碍中国对外直接投资的无法计量的因素进行定性分析。在此基础上，提出了促进中国对外直接投资的政策建议。这些建议包括政府政策与管理应该在八个方面做出相关调整，企业自身应该在四个方面完善其对外投资的战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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