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西部大开发与经济转型》是刘世庆同志主持完成的国家社会科学基金资助项目。在这部著作中，她以发展经济学理论为指导，选择经济转型这个角度，从更广阔的视野，对西部经济增长的内在机制问题进行了深入的研究，并提出了新的发展思路和政策建议。她的这一著作深化了研究的层次，把西部经济开发研究推进到一个新的高度。
　　本书作者长期从事区域经济和西部大开发研究，取得很多成果。同时对发展经济学的研究也有较深的造诣。在本书中，她以罗斯托的著名经济增长理论作指导，对西部经济转型的三个方面进行了详尽的理论分析和实证分析，并提出了积极的政策建议。这一研究着眼于提高西部内在的自主发展动力，是对西部大开发研究视野的拓展和层次的提升。

　　序
　　西部大开发的深层考察
　　近几年来的西部开发研究，多以区域经济学理论为指导，从推进落后地区的开发、从而实现全国范围的区域协调发展出发的。这方面的研究已取得很大成就。国家在西部进行的五大标志性工程的建设：生态环境建设、西气东输建设、西电东送建设、南水北调西线工程建设、青藏铁路建设，促进了东西部的协调发展，普惠全国，也是成功的。但是，对西部经济内在增长机制问题的研究和采取的措施却相对较少。如果西部大开发只依靠外力拉动，而形不成内在增长机制，很难达到预期的目的。
　　《中国西部大开发与经济转型》是刘世庆同志主持完成的国家社会科学基金资助项目。在这部著作中，她以发展经济学理论为指导，选择经济转型这个新角度，从更广阔的视野，对西部经济增长的内在机制问题进行了深入的研究，并提出了新的发展思路和政策建议。她的这一著作深化了研究的层次，把西部经济开发研究推进到一个新的高度。
　　发展经济学是研究一个国家或一个地区经济发展问题的理论。人类社会的发展历程说明，从农业社会向工业社会演进，是不依人的意志为转移的客观规律。无论何种发展水平的国家，迟早都要走上工业化的道路，中国也不能例外。发展经济学的奠基者之一，我国著名经济学家张培刚教授指出，发展经济学的主要任务，就是要研究农业国家或发展中国家如何实现工业化和现代化，或者说如何实现经济起飞和经济发展的问题。是在世界上已经有了一批工业发达国家的前提下，考察那些农业国家或经济落后国家如何实现工业化和现代化的问题。发展经济学的大师W．罗斯托、H．钱纳里、S．库兹涅茨等，从多国的实践中，把一个农业国到实现工业化划分为三大阶段，即工业化前的准备阶段、工业化的实现和经济高速增长阶段、工业化后的稳定增长阶段。每个大阶段又有两个或三个小阶段。每个小阶段又有以年为单位的时间长度。阶段的划分是以人均GDP、产业结构、就业结构、消费水平和消费结构、城市化水平等指标达到的程度为依据的。H．钱纳里等根据先行国家的大量数据，归纳、提炼出具有重大应用价值的多国经济增长模型。W．罗斯托提出的《从起飞到自我持续增长》的理论，给发展经济学的
　　研究提出了新的理论框架，经济起飞理论得到广泛应用。
　　我国接触这些大师的著作都是在20世纪80年代初期。张培刚教授的《农业与工业化》1984年才由他的学生万典武、曾启贤翻译成中文出版；罗斯托虽然在1983年就访问了中国，但他主编的《从起飞进入持续增长的经济学》，到1988年才由贺力平等翻译问世；其他几位发展经济学大师的著作，如H．钱纳里等的《工业化和经济增长的比较研究》，S．库兹涅茨的《现代经济增长》等，出版时间都在1989年之后。但令我们庆幸的是，由于市场导向改革和对外开放政策的实施，使我们有了一个市场经济的基础，从而能够用这些理论来校正我国工业化走向的偏差，指导我们走上正确的工业化道路。因为这些理论都是建立在市场经济的基础之上的。1994年，我接受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研究会的委托，和刘世庆同志一起，对东南沿海地区经济增长奇迹进行了考察。这是我学习和运用发展经济学理论的初次尝试。我们一边进行调查研究，一边学习罗斯托、钱纳里、库兹涅茨等经济学家关于经济增长的理论。我们惊喜地发现，与这些大师们研究得出的结论、模型和数字相比较，我国东南沿海7个省市的人均GDP、产业结构、就业结构、消费水平和消费结构、城市化水平等指标，基本上与他们提出的一个国家经济发展的三个阶段中的第二阶段——“工业化的实现和高速增长阶段”的指标相符合。按照钱纳里等人的多国模型，第二阶段又分为三个小段：第一小段需要花费22年，第二小段需要花费17年，第三小段需要花费14年。我们所作的判断是，全国正处在“工业化的实现和经济高速增长阶段”的第一小段，东南沿海则处在第三小段。据此，我们进一步判断，东南沿海经济已进入工业化的起飞阶段，工业化的进程要比全国快15年左右，比欠发达地区可能快三四十年。1994年到今天已近10年时间，回头来看，我们当时所作的判断，可以说是有不及而无过之，深感发展经济学的经济增长理论对我国经济发展有多么重要的指导意义。更使我们感到，在西部大开发研究中运用发展经济学理论作指导的必要性和迫切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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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罗斯托开创的主导部门理论十分精辟地指出了主导部门及其扩散效应对经济增长的影响。我们认为，经济起飞不仅得益于(或者说离不开)主导部门的崛起及其扩散效应的作用，而且，经济发展中还存在着主导地区的崛起及其扩散效应的作用。这就是现代区域经济理论中普遍论及的非均衡发展规律及其作用。这一规律不仅存在于一国经济发展中，而且存在于世界经济体系。发达国家在世界经济体系中，是主导地区。在中国，东部地区正是这样的主导地区，它们在中国经济发展和中国经济起飞中发挥着火车头和台柱子的作用。中国如果没有这样的非均衡发展政策，没有当时鼓励沿海地区和目前实际上继续向东部特别是上海、北京等东部地区倾斜的让有条件的地区优先发展的区域发展政策，中国的经济发展和经济起飞就会推迟。当然，与此同时，如果不及时带动全国广大地区发展，也就是说，在主导地区崛起中，如果没有扩散作用，长期存在孤岛效应，整个中国经济的发展和起飞，也是不可能的。中国改革开放20多年来的区域发展政策，正是根据邓小平“两个大局”的思想，试图走出一条非均衡协调发展的道路。中国的区域发展政策基本上是成功的，但也面临着许多严峻的挑战，我们既需要进一步巩固和加强东部发达地区的力量，还需要尽快帮助西部地区追赶上来，我们既需要注重区域政策中的效率原则，也需要关注全社会的平等、稳定、进步和协调发展。同时，就西部地区内部而言，也需要走一条非均衡协调发展的区域发展道路，让有条件的地区先发展，成为带动整个西部地区经济发展的火车头。我们将在后面专章讨论。
　　中国区域经济存在的这种差异性和差距性，成为中国经济仍将在相当长的时期内继续保持高速增长的潜力和机制所在。
　　一方面，强大的中心城市和发达地区如上海、北京、广州等，作为中国经济增长的主导地区，他们在三个方面具有强大优势。一是在科技、人才、管理、已有工业基础、基础设施条件等方面，具有较好的条件和能力，甚至许多条件并不亚于发达国家。二是中国前30年大工业建设中形成的工厂管理制度、企业领导、管理层和广大产业工人的素质，为今天的发展积累了一笔可贵的管理遗产和文化遗产。三是东部地区还得益于改革开放后市场经济的制度建设带来的经济活力和优惠政策。
　　此外，生活条件的方便、舒适、现代化和国际化，上海、广州、北京也绝不落后于其他国际大都市。中国25年来与国际接轨的市场经济制度建设和法制建设，特别是中国加入WTO为国内外投资者提供了更加透明、更加公平、更符合国际惯例的制度保证。正是这些条件，吸引着越来越多的跨国公司总部到上海，吸引着越来越多的高新技术研究开发机构到上海。上海曾经在20世纪30年代成为亚太经济中心和冒险家的乐园，今天，繁荣的新上海正在成为“中国制造”的乐园。
　　与此同时，中国区域经济差异和广大西部地区的存在，还为这些主导地区提供了发达国家没有的成本优势和市场优势。经济的差异性和差距性在中国主要是从两个方面表现出来的：一是东西部间的区域差异；二是城市与农村间的城乡差异，这两种差异在西部地区形成叠加，成为东部的广大腹地，并进一步强化了东部地区的优势地位。
　　广大的西部地区特别是西部的农村地区，由于区域经济差距大而且涉及地区广人口多，为东部地区和整个中国保持长期持续高速增长提供了两个方面的条件：一是源源不断的廉价劳动力供给，西部广大地区特别是农村地区实际上发挥着廉价劳动力蓄水池的作用；二是市场的巨大潜力从而为增长提供着持久的市场动力。
　　正是这个原因，使“中国制造”能确保成本低，而且质量好。也正是这个原因，吸引着众多国外企业将生产线转向中国，不仅在东部中心城市设厂，不仅在东部的珠三角、长三角设厂，而且与中部的国有大企业合作，甚至开始西进，到中国西部设厂。世界500强之一摩托罗拉从1992年开始在中国的西部乐山市投下第一笔资金以来，现在已进行了四期建设，2001年摩托罗拉将其在马来西亚的10条集成电路生产线迁往乐山，使乐山成为全球最大集成电路片式生产基地。摩托罗拉为什么要这样做?因为实践证明，在摩托罗拉的全球布局中，乐山成本最低，质量最好，这对于以盈利为目的的市场经济制度下的企业，有无法抗拒的魅力。中国确实有成为“世界工厂”的优势，这是任何人都挡不住的，是经济规律使然，也是中国能够吸引大量国际资本流入的重要原因。
　　我们在这里并非赞同东西部差距存在的公平性。既注重非均衡发展，让有条件的地方率先发展，同时，又关注协调发展，积极缩小差距，帮助落后地区发展，是中国区域政策的原则。但与此同时，我们肯定到区域差距的积极因素。中国需要发达的东部，发达的上海，不能再
　　走过去平均发展的老路；中国同时也关注平等和公平，积极通过教育、社会保障制度、西部大开发政策，去缩小差距。
　　
　　“存在决定意识”，同时，特定的意识和文化又是推动或阻碍社会经济发展的制度因素，对经济发展具有重要、长远、深刻的影响。东西部地区改革开放和经济发展差距有什么不同的文化基础呢?这是我们希望探讨的另一个方面，一个同样不可忽视的重要方面。
　　说到东部，我们可以如数家珍般列出东部地区的许多文化优势。
　　第一，悠久而且炽烈的商品经济意识和创业意识，这是祖辈留给东部的一笔宝贵遗产。东部地区历史上一直是我国自然条件和经济发展最好的地区，农业、手工业、商业都十分发达，近代以后，现代工商活动也首先在这一地区兴起。东南沿海的国际交流也开始得很早，且十分频繁，东南沿海之所以现在有那么多的华侨，就因为祖祖辈辈大量的广东、福建、浙江人漂洋过海闯世界。在长期的历史发展中，形成了以广州为中心的珠三角重商主义文化，以江浙为代表的长三角重工主义文化。建国后，在实行了30年之久的高度计划经济体制下，这种商业意识仍然没有泯灭。改革开放前的20世纪70年代，江苏的乡镇企业已经有了相当程度的发展。甚至在相对较落后的苏北地区，我们看到，也家家户户都有副业，连小县城的城里人，也几乎家家都在家里干一些针织等手工活挣钱。改革开放政策使东部地区长期被束缚和压抑的商品经济意识得到解放，形成所谓乡镇企业“村村点火、户户冒烟”的“遍地开花”之势，并借助上海、广州、香港的大工业和中心城市辐射而“异军突起”，几乎在不到10年时间，乡镇企业和三资企业在东南沿海经济中就占到了半壁河山。相比之下，西部地区虽然改革开放初期已有大工业
　　的辉煌发展，却没有带动起如此蓬勃发展的乡镇企业的崛起。
　　第二，创业意识的巨大差距。我们可以举出许多实证例子来说明。在调研中常听外经部门同志介绍说，东南沿海出国打工的人，是想法怎么能够不停地延期、留下；西部外出打工的人，无论是国内还是国外，都巴望着什么时候能够回家。即使同样是外出闯荡，在职业上，东西部人也有很大差异，东部人有强烈的创业和当老板的意识，西部人则更愿意当雇员而不愿当老板。四川和浙江、广东、温州的外出打工者都很多，但四川民工在外更多的是做一般雇员，东南沿海在外的却多是经商、开厂当老板，哪怕只是一个小小的糕饼店，东部浙江人也希望有一
　　个自己的企业。问到西部人，无论是农民还是城里人，往往会回答说希望去一个好企业，有一份稳定的工作和收入，却不大愿意当老板，东部人则带着他们的商业灵感、商业智慧和商业野心，走南闯北，甚至走出国门。
　　第三，1978年改革开放之初东西部地区现代工业的所有制结构和主导产业结构，也对区域文化的形成带来重要影响。1978年前的30年，由于战备的考虑，我国东部地区特别是东南沿海地区，一直没有建设什么太大的工厂，这种情况反而使东部人比西部人在面对改革开放提供的商业机遇面前表现出更强烈的创业愿望—他们下海从商不会失去什么，更大的是收获和机遇。而在大中型国有企业集中的西部地区，一方面，农村的发育程度、富裕程度、市场容量、原始资本积累程度或资金来源和供给条件远不如东部，再加上没有珠三角那样“三来一补”的企业内迁和国家实施沿海发展政策的机遇，大量农民流向东部打工当然是最合理最可能的选择。另一方面，在大工业集中的中心城市和工业城市里，以大中型企业就业为主的现状，一份稳定的工作，一个受人羡慕和尊敬的职业，使他们失去下海经商的勇气，舍不得丢掉铁饭碗，需要左右权衡，会遇到来自家庭的压力和朋友的“忠告”。这是东西部间又一个很不同的初始动力。
　　第四，商业环境和社会心态的差距。正是由于上述因素，东部地区对商业活动更尊敬，而且，繁荣的工商经济，又建立起了对私有财产更具保护性的大环境，西部人常担心的“红眼病”问题，在大家都投身市场经济的洪流中，自然不是一个问题，私人财产的保护问题，自然迎刃而解。据笔者的了解，私人企业向国外投资的动机中，有一部分是担心国家的政策会变，担心私人财产是否总会受到保护。同样，西部向东部的投资行为中，也有一部分是出于这样的考虑，显然东部比西部的商业环境更好。
　　第五，激励机制、企业家精神等方面的差距导致西部地区在制度效率和制度活力方面的差距。不同的市场化程度和市场化氛围，还直接通过产权制度，分配制度、劳动用工制度，特别是经理层选拔作用诸方面对企业的激励机制和企业家精神带来影响，即使同样是国有大型企业，内地企业与深圳企业的经营者待遇很不一样，激励方式也很不一样，沿海已经开始实行期权股权，内地推动起来就很难。
　　第六，文化因素与政府职能转变。文化因素还对政府职能转变带来冲击和影响。政府职能转变包括两个方面的内容：一是职能转变，二是效率提高。东部特别是沿海地区政府工作方式和工作效率已有相当大的变化，这是国内外企业家的共同感受。主要表现在三个方面：（1)减少行政审批、快速通关等效率方面的提高；（2)政府对经济的宏观管理方式的转变，政府工作重点已经从过去管理企业的各个方面，转到了对市场建设、法规建设、加强监管等方面；（3)“条块分割”矛盾有相当大的改善。我们在四川省有关经济管理部门调研时，许多人感叹说，东部的“条条”能与企业和地方想到一块，比如海关、税收、银行、工商等部门，同是“条条”管理，但许多在内地行不通的事，在沿海都成了顺理成章的事。有一个众所周知的顺口溜说：东部人是遇到红灯绕道走，西部人是远远看到红灯在那里，就提前刹车。东部人对中央文件相关规定的反应是：凡是中央文件没有明确规定禁止的事他们就做，而不会在那里等、靠、要中央的政策和资金。相反，西部人对中央相关文件规定的反应是：看看文件中规定什么事可以做，凡是中央文件没有规定可以做的事，就不做。这是两种截然不同的思维方式和行为方式。

序言  西部大开发的深层考察（林凌）
前言  跨世纪的中国西部开发
第1章  发展理论对西部经济转型的指导意义
一、西部大开发与西部经济转型
二、罗斯托的起飞理论、部门分析理论、增长阶段理论
三、库兹涅茨的统计分析模型
四、主导地区分析：对罗斯托起飞理论的补充
五、知识输出时代及其对发展理论的挑战
六、相对增长经济学或增长的相对概念
七、市场需求对主导部门和经济增长的作用
八、发展理论对西部经济转型的指导意义
第2章  产业转型：结构主导型增长规律与西部经济转型
一、西部地区的工业化进程与结构矛盾
二、结构调整、结构转型与产业升级
三、逐步改善西部开发资源、东部加工制造的格局，资源开发与资源加工并举
四、打造航空母舰，重塑主导产业，延长产业链，推进社会化
五、发展中小企业、非国有经济、县域经济，增强扩散效应
六、要素流动弹性与西部产业选择
七、国际产业转移与西部工业化
第3章  体制转型：制度推动型增长机制与西部经济转型
一、中国确立市场经济的制度取向与西部地区的转型之路
二、西部地区体制现状评价
三、大中型国企改革：探索“西国企”的改革突破
四、引进国内外战略投资者：发展混合经济
五、突破条块分割和大而全小而全体制弊端
六、用市场经济手段推进国企改革
七、大重组大并购：东西部的不同探索与山东和深圳的启示
第4章  扩大对内对外开放，发展开放经济
一、开放经济是西部经济提速和转型的捷径和生命线
二、面向东南亚、南亚、中亚沿边开放的新机遇
三、迎接世界经济新一轮结构调整和产业转移浪潮
四、大项目战略与政府外交，吸引跨国公司和国际金融机构
五、对内对外两个开放并举，积极吸引东部资金
六、塑造“政策洼地”，再现特区效应
七、资本市场并购与国际招标：关注国际资本流动和招商引资新趋势
第5章  深化三线军工改革，发挥国防科技优势
一、三线军工企业的改革进程
二、三线军工企业的现状
三、进一步深化三线军工企业改革
四、军工体制改革方向：军工产品商品化和寓军于民
五、发挥三线军工能力和国防科研优势,突破分割体制，建设两大基地
六、转化军工技术和军工优势的关键:“国家定位”的战略调整
第6章  金融体制创新和资本市场建设
一、金融改革：经济转型的重中之重
二、加快银行改革，建立西部开发银行
三、组建地方金融集团，打造金融航母
四、打破金融机构国有独资格局，吸引民间资本进入地方金融
五、不断创新金融服务，为国企改革西部开发中小企业融资开拓新局面
六、深化上市公司改革，培育证券市场基础
七、办好地方性产权交易市场
八、建设区域金融中心，中心城市挑梁
第7章  区域政策：主导地区理论与非均衡协调发展
一、主导地区理论与非均衡协调发展
二、优先发展西部与中东部接壤的前沿地带陕西、四川、重庆
三、优先发展西部地区与国际接壤的前沿地带云南和新疆
第8章  中国城市化水平与西部战略——中国城市化水平估计在50%以上
一、中国城市化水平滞后于工业化吗
二、经济发展水平与城市化
三、城乡消费额结构与城市化
四、对三次产业就业结构统计数据的质疑
五、若干报道和我们身边发生的事实
六、国际比较
七、农村和农民需要什么样的政策和帮助
八、东西部城市化差异与西部战略
第9章  社会公共产品的公平分配，教育与社会保障制度改革
一、非对称性转型：社会公共产品享有水平的差距
二、西部大开发现行政策难以缩小东西部差距
三、社会公共产品分配的公平性和平等性要求
四、大开发中实现教育优先，义务教育平等
五、社会保障制度建设，国家支付改革成本
六、国家财政支持和东部发达地区的对口援助
第10章  西部大开发若干重大问题的思考
一、五大工程喜与忧:资源开发·基础建设·工业化
二、南水北调喜与忧:解决北方缺水问题还应从调整工业布局找出路
三、对三线建设和三线调整的评价
四、关于轻重结构和规模结构的思考
五、经济戍边、工业移民与西部大开发
参考资料
附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