很遗憾，以外交官和经济专家、军事顾问和苏共顾问为代表的苏联方面在这一阶段对阿富汗局势的分析、判断、评估，以及捷助事务方面都出现严重失误。应阿富汗领导人要求，苏联在“四月革命”胜利后就紧急派出了不同领域的专家，他们将以顾问的身份在人民民主党中央委员会、政府部委和机构中工作。例如，5月17日，以苏共中央国际部希蒙年科局长为首的专家代表团抵达喀布尔，随行的有甘科夫斯基和斯米尔诺夫；6月27日，另一组被委派去阿富汗政府部门工作的48位专家如期抵达；8月3日，由克格勃第一总局(对外情报)局长克留契科夫将军率领的代表团访问了阿富汗。
目的只有一个—在新制度的成长、研究制定党和国家纲领性规划、共和国社会经济改革的拟议，以及农业改革的实施和国家强力部门的建设方面给予全面援助。至于苏联阿富汗军事合作，它始于1956年。在提供军事技术和装备的同时，还进行着对阿富汗军事干部的培训工作。其实从1972年起，就对阿富汗军队振遣军事教导员和专家(100人)。1978年5月，就军事颠问事宜签署了政府阿协议：改变被派人员的地位(教导员改为顾问)、任务和数量(400人)，实际增加了3倍。
鉴于顾问团组成仓促，许多人从来没接触过阿富汗事务，对伊斯兰教韵概念更是完全模糊，对阿富汗的社会状况只有最笼统概括的了解。他们是本国体制的孩子，面对陌生的习俗，面对另一种社会体系和社会基础，以及迥异的传统和思维方式；他们经常面对最简单的惰况而不知所措，造成过失失。苏共顾问试图走自己熟悉的老路，建议阿富汗人去做那些在苏联就早已使自己威信扫地的事情，竭力促使阿富汗人完全照搬苏联经验。然而，不了解这个民族，便会一事无成。苏联专家们就这样没有研究了解清楚阿富汗人的心理和志向，仿佛很少有谁去操心这个问题。东方学学者们在自己的圈子内研究讨论过阿富汗问题。他们的观点和建议几乎没有传达到实践者的耳朵里，充其量不过是理论思维的书面形式。苏共顾问试图运用自己的工作方法和形式，不止一次地做出荒诞事：组织社会主义竞赛，集体阅读勃列日涅夫的著作《渺小的大地》和《复兴》等。军事顾何亦有自己的问题：建设阿富汗武装力量，同反对派武装力量斗争。
苏共顾问参与起草准备的阿富汗人民民主党党章要求其成员“积极参加建设社会主义社会的斗争”。在农民—土地问题方面，政府仅仅定位于关心农村人口中最贫穷的那部分人的利益。不过，现在把一切都归罪于苏联顾问未必就合理。他们是在苏共正式方针政策的轨道内活动的，这些方针政策以当时苏共中央对阿富汗事件的观点和有关指示为依据。那些指示经常是荒谬的，甚至是矛盾的。苏共领导遵循了苏斯洛夫的意识形态方针，企图变“阿富汗为第二个蒙
古”。由于在阿富汗问题上是外行，所以苏联顾问们不可能做出什么其他举动，他们也没有权力提出什么建议。
在许多党的工作者的工作实践中存在着具有“停滞时期”特色的蒙骗行为，就是报喜不报忧。当然，对阿富汗事件也有过客观的、讲原则的评价，但那仅仅是少数例外。
我们的顾问在工作中经常越俎代庖，这助长了阿富汗人的依赖心理，导致他们自我回避现实问题，把精力用于党内斗争。
随着工作经验的积累，苏联顾问方面的初级过错已不常见。但是，随着新一拨人员到来，一切又都重新开始重复。要知道，我们国家从来没有培养过顾问。在顾问工作中，马克思列宁主义学说被看撒是可靠的方法论原则和万能手段，可以帮助我们解决所有问题。但这是远远不够的，还需要经过全面深思熟虑的、分阶段的战略路线，而这正是我们缺乏的。宣传的只是最终目标。
类似情况也出现在其他有苏联顾问工作的国家：安哥拉、埃塞俄：比亚、叙利亚、阿尔及利亚、尼加拉瓜、越南、老挝、莫桑比克等。由此可做出结论：顾问必须提前培养。作为顾问，应当派遣那些接受了目的明确的培训的专家，除了擅长自己的业务外，他们还应该了解派往国家的传统和习俗，以及当地政治局势和各派力量的分布，否则只能是弊大于利。
俄罗斯从来是一个人统治，这不同于美国，美国是由一个系统来统治。持否定观点的柯西金未参与此事。这样，那些关于由谁来负责任的奇谈怪论便不攻自破。诚然，文件没有说明出兵目的和行动方式，尽管有消息说政治局根本没有召开这次会议；决定是在小范围做出的，然后“请”其余的人签名；没有人拒绝签名：每个人都害怕。不过，这仅仅是一种说法。
然而，可以证实这个说法的有苏共中央书记扎米亚京的叙述：“只召集了4个人，勃列日涅夫、乌斯基诺夫、安德罗波夫和葛罗米柯，契尔年科书记也在场。在那里决定出兵阿富汗。使用的是尤里·符拉基米罗维奇、安德罗波夫提供的资料。讨论是如何进行的?我无法说。”除了那份由契尔年科书写的记录，什么也没有……在政治局历史上这是破天荒的：决议用笔写就，而非打字机。
问题的名称用加上引号的字母“A”，来表示，共包括了4点，出兵问题是其中之一。当然，作为公式化的行文，那里注明是国际主义援助，规定了对人员数量的限制等等。还有乌斯基诺夫的保证，说出兵是临时性的，最多3—4个月，然后就撤回……。
……安德罗波夫有一份非常详细的笔记，这得益于他的特别顾问和助理鲍里斯·谢苗诺维奇·伊万诺夫率领国家安全委员会的工作小组在阿富汗。应该说，伊万诺夫的电报较早暗示了解决阿富汗问题需要其他方式。安德罗波夫的笔记中毕竟有这样的话：如果现在我们还不使用武力柒支持塔拉基，那我们就会失去阿富汗。也就是说，布热津斯基“在苏联中亚国家身下制造一个‘绿色’下腹”的论调将成为现实。
稍后一些时候从喀布尔发回。的密电似乎证明苏联领导人在阿富汗问题上采取的步骤是正确的。据克格勃代表通报，12月12日和12月17日，阿明在同他会晤时说：陶富汗领导人欢迎苏联武装力量进驻北部省份的战略目标。军事援助的形式和方法应该由苏联方面确定，苏联可以在愿意的那些地方拥有驻防部队。比如，保护所有阿苏合作项目，保卫阿富汗的公路交通线。
对于出兵问题，没有形成苏联最高苏维埃主席团命令或者其他类似文件，所有指示均以口头形式传达，以确保机密性和迷惑阿呀。因为有这种采取重大政治决定的成熟实践经验，所以实现有关步骤便成为可能：事实上，经苏共中央政治局(执政党的最高机构)确认后，这些决定只是走一下“同意”的过场，然后向人民宣布。这是“统一思维”的时代。发生作用的是党所钦定的那些人建立起采的精确的从属系统，它不允许你背离一步苏共中央政治局制定的方针路
线。在国家古据关键岗位的人们都处于这一系统的全面监控下。
苏共领导人不认为把这个问题提交最高苏维埃讨论是必要的，仅宣布进行“国际主义援助”，就一了了之了。那些耍滑头的人(包括在高层)为了替自己辩解，矢口否认自己知道关于出兵阿富汗的事情，表白自己什么也没有参与。但当他们得知了以后，是予以反对，还是表示了自己的不同意见？不，都赞同了。他们害怕丢掉官位。党和国家的许多领导人在那个年代的一些公开发表的言论摘录完全能够证实这一点。
阿富汗人民民主党，特别是它的省、县级机构，长期以来没有从事研究巩固中央政权和其他对于国家存亡攸关的问题：没有努力扩大社会基础，没有把农民大众吸引到自己一边，没有发展经济，没有建立具备作战能力的武装力量……相反，人民民主党却一直在解决自己的“内部问题”：为自己、自己的亲属、自己这一派、小团体和同乡在党内和国家获取特权地位。这导致了贪污受贿盛行，在崇高理想的遮掩下，执政党人利用战争和苏联的无偿经济援助大发横财。
在绝大部分地区，老百姓的生活水平不但没有提高，反而下降了。经常看到这样的情况，政府控制地区的人民生活水平低于没有建立“人民政权”的那些地区。有时还会出现这种离奇事情：农民不是从政府手中，而是从反对振控制地区得到了生活必需品。过去不曾是这样……现状自然引起了百姓的不满和反对，他们对民主制度越来越失望，并逐渐站到了反对派一边。
党内的涣散和其领导人那种帮派式的自傲所招致的严重后果远比想象的要大。党在“人民派”和“旗帜”之间的明争暗斗中所消耗的精力也超过了同反对派斗争的付出。不过，对于那些党的官僚们来说，这些作为就是他们的主要作为，因为它给了这些人“阳光下一席之地”——特权和发财的机会。
党内和政府内都缺乏统一领导的现象给军队建设带来了极大损失，使国家孤立于世界，军事力量落后于他人。这也是人民民主党无法团结那些潜在的同盟者并动员起他们同反对派做斗争的诸多重要原因之一。
人民民主党领导人并没有利用苏联出兵以后形成的大好局面。在苏联共产党的支持下，在苏共顾问的监管下，人民民主党继续在“温室”条件下发展。这助长了党的实践活动中出现的消极成分，改变了党的干部。他们好像是主动放弃了对重要问题的解决，采取了依赖和观望的立场。
有一个事实逐渐明晰起来，就是卡尔迈勒缺乏在地方组建政权和控制政权的能力，选择他做全党和全民族的领袖是不成功的。他在国内并不具备那种足以团结起全社会的威望。“人民派”并不拥护他，宗教界人士对他也是不信任的。普什图人不认为他是“纯粹”的普什图人，塔吉克人不认为他是“纯粹”的塔吉克人，而其他民族的代表也没有视他为“自己人”。
反对派把自己的工作重点放在了农民环境里，争取到了越来越多的同路人。不能说党政机构人员不懂得这一点，但在农村开展工作需要勇气和巨大付出。人民民主党的领袖们认为，没有这项工作他们也能把握住政权，只要苏联驻军不放弃作战行动。
反对派利用批评政府的无能团结和巩固了自己，赢得了人民越来越多的支持。这时，阿富汗政府军和苏联驻军针对叛匪武装的作战行动已经开始给阿富汗人民制造了不小的痛苦，因为叛匪活动已经在生活着和平百姓的地区发展起来了。如果再考虑到抢劫、偷盗、预防性空中打击和炮兵袭击这些因素，就会明白为什么老百姓同人民民主党的关系日益恶化，而百姓对待苏联军人的态度与我们出兵初期相比较，也没有朝着有利于我们的方向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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读史使夫明智。
读解历史，常读常新。
历史没有终点。
这有两层含义：一方面指未来是不断发展变化的，一方面指人们对过去的认识是不断深化的，是逐步接近历史真实的，面这种认识的基础就在于新史料的不断出现。然而史料本身并不可能也不应该替人们解开以往的历史谜团，这里需要历史学家付出艰辛的努力。因为只有经过历史研究者耐心细致地对史料进行考证、探寻、对比、分析，人们才有可能获得一幅相对接近于真实的历史画面。在这个意义上，著名英国史学家爱德华·卡尔的一句名言的确值得回味：“历史是历史学家与历史事实之间相互作用的连续不断的过程，是现在与过去之间的永无止境的问答交谈。”
历史学家创作史书，读者通过历史学家创作的史书了解历史。摆在读者面前的史书，很多确是历史研究成功之作，颇具学术价值，但因其含义深奥，描述刻板和文字拘谨而使广大读者望而却步。历史学家固然应致力于学术研究，但历史创作的根本目的还是要人们了解历史。因此，除了供学者之间交流的研究著作之外，历史学家还应该让史书以一种可以为多数人“喜闻乐见”的形式展现在读者面前。在历史研究领域，那种认为严肃的学术著作就一定只能是“象牙塔”内的陈列品，或通俗的历史著作就一定缺乏深厚的研究功底的看法，未免失之偏颇。经验告诉我们，对于大多数历史事件和历史人物，一般读者都是感兴趣的，问题在于作者的写作手法是否为一般读者所接受。专门为学术交流的作品是需要的（学术论文、专题研究成果大抵就是如此），但为广大读者阅读的作品也是非常需要的（大部分历史书籍理应如此）。而要写出这后一种的作品，作者除应踏实地在研究上下功夫，还要在表现形式上下功夫。当然，这种表现形式是基于纪述历史的真实，以使读者了解真实的历史为目的，而不是“演义”、“戏说”等文学创作，后者的目的是借助历史故事给人以文学的感受或娱乐，人们不会认为那就是真实历史。
“纪实史学丛书”则是要在这两方面的结合上做一番努力：
第一，我们首批选择的大多是苏联历史上引入注意的热点问题。对于这些问题，或者过去的史书中没有说清楚，或者以往的研究带有片面性，或者歪曲了事情的真相。由于众所周知的原因，苏联历史上有很多谜团，它既是专家学者注意研究的课题，又是一般大众感兴趣的问题。而解开这个谜团，既是历史学家的责任，又是广大读者的需求。
第二，毫无疑问，只有掌握了大量史料，历史研究才会有深度。我们丛书的作者具有多年从事历史研究的经历，又掌握有大量史料，有条件拿出令人满意的成果。据不完全统计，80年代末以来发表苏联历史中新史料的俄国杂志多达150余种，各类专题及文集更是层出不穷。这对于我们研究历史是大有裨益的。
第三，我们确定以纪述史实为主的写作形式，不求过多的理论分析和评论。以描述历史过程为主线，把作者的观点、分析、评论融于史实记述之中。显然，这并不是容易做到的事情。我们是否能尽到这一职责，将由读者来判定。
如果我们的作品尚能令读者满意，我们当继续努力，拿出更多更好的历史读物奉献给读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