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犹太以色列的意识中，为什么梅察达占据着一个光荣的位置，似乎并没有什么明显的理由。许多民族的纪念活动纪念的都是这个民族的起源和兴衰，因为这些过程被队为对这个民族随后的历史起着重大的影响作用。但是梅察达之役并没有显示出这样的特征。在犹太历史上，它只是一个扫尾工作，对后来的事件并没有什么特别的影响。
在哈布瓦赫的眼中，一个民族或一个社会的记忆是对过去的重构。正如施瓦茨等人对这个问题的看法那样，哈布瓦赫试图揭示现在的情势是如何影响了人们对过去的历史具有选择性的感知的。
虽然在犹太复活主义出现之前，梅察达保卫战在犹太人的共同意识中并没有被特别地提起，但是，对近几代的以色列犹太人来说，却具有深远的意义，因为它象征着英勇无惧的抗争精神，象征着不屈不挠的民族气节，象征着不畏强暴的民族尊严。一旦犹太民族共同体中大部分的人们都决定要采取坚定不移的立场，走奋起抵抗之路，梅察达也就变成了一个再合适不过的民族象征了。以色列人长期生活在四面包围中，这样一种环境造就出了一种始终处于动员状态的感受，因此，在这种形势与一个在犹太历史中长期遭到忽视的事件之间，存在着某种亲和力，正是这种亲和力导致了对拉姆丹的史诗《梅察达》的接受和广泛传播。他充满激情的感受，反过来又把这些具有两千年历史的事件移入了以色列犹太人的民族意识和社会意识的最核心部位。
三位研究者敏锐地评论说，这首诗在两种对立的情感——目空一切的乐观主义和绝望无助的悲观主义——之间游移不定，并且在这两种从来就没有缓释的情绪之间又制造出了一种张力。这首诗的许多热心读者都明显觉出这首诗反映了他们自身陷于困境的心态，反映了他们不只面对现在而且还有未来的一种矛盾心情。这似乎也解释了为什么这首诗在那些出生在以色列本土、充满自信与乐观的一代人中间已经失去了影响力这样一个事实。
三位研究者论证说，为生存而奋斗的社会可以在英雄的过去中寻找榜样，投合现在的情势，这也是作者的结论。如果一个社会对基本的生存安全已经树立起了牢固的信念，那么到了这种时候，它也就不再需要梅察达来提供支持了。人们只能这样期盼，在将来，以色列将长期不再需要梅察达的形象了。
但是，情形往往是这样的：我们表面上好像是在重读以前读过的书，而实际上却似乎是在读一本新书，或者至少是一个经过修订的版本。我们会觉得这本书似乎少了几页、缺了一些情节发展或者细节，而我们清楚地记得，第一次读这本书时，这些内容明明存在；同时，因为我们的兴趣和反思集中在我们现在很清楚但当时却无法注意到的行为和人物的许多方面，书中似乎又增添了一些内容。而且，现在看来，这些故事对我们来说似乎不像当年那么不同寻常了，而是多了一些程式化，少了一些生动性。在我们眼中，这些故事丧失了许多魅力：我们不再理解，它们当时为什么能够以及又是如何把这样一种振奋传达给我们的想象力……
我们保存着对自己生活的各个时期的记忆，这些记忆不停地再现；通过它们，就像是通过一种连续的关系，我们的认同感得以终生长存。但正是因为这些记忆是一种重复，正是因为在我们生活的不同时期，这些记忆依次不断地卷入到非常不同的观念系统当中，所以，记忆已经失去了曾经拥有的形式和外表。这种记忆并非是动物化石中保存完好的脊椎，可以凭之就能重建包含它们的整体。人们不如把它们比作在某些罗马剧场里找到的那些安置在里面的石头，在非常古老的建筑中，这些石头被用作原材料。它们是不是年代古老，并不能通过它们的形式和外表来判定，而只能通过它们仍旧显示出已被磨蚀的古老特征的痕迹这么一个事实来判定……
成年人专注于日常关心的事务，对那些与现在关心的事务无关、属于过去的东西不感兴趣，这看起来相当合乎常理。成年人恰恰是因为要迫使自己进入现在的框架之中，所以才使得童年的记忆发生了变形，难道不是这样吗?但对于老年人来说，却并非如此。这些老年男女已厌倦了劳碌奔波，因而从现在抽身而退，所以，他们所处的位置最适宜唤起对过去事情的回忆，仿佛这些事情真的出现了一样。但是，如果这些事情真的重现了，难道不正是因为它们一直就在那里吗?这不就是一个有力的证据，可以证明，那些我们以为已经根除的记忆实际上仍然保存下来了吗?……
按照柏格森的理解，如果说存在着两种类型的记忆——一种是由习惯构成的记忆，指向行动，另一种记忆则包含着对现时生活的某种漠不关心，那么，这就会在实际上诱导人们以为，因为老年人脱离了人和物的实践方面，因为普遍来说，他们已从职业、家庭所强加的，乃至为了在社会中积极地生活而面临的种种束缚中解脱了出来，所以，他们就发展了重返过去并在想象中重温过去的能力……
将现在的社会与我们在沉思时浸没在其中的社会区别开来的首要特征是什么?首先，后者不是强加给我们的，而且，不论何时，只要愿意，我们都能随心所欲地唤起对它的回忆。我们可以从过去当中自由地选择我们希望沉浸其中的各个时期。我们在不同时候认识的人，要么于不同的类型，要么展现出了他们各自的不同方面，所以，是由我们在其中来选择希望自己所属的社会的。在我们现在所处的社会里，我们占据一个确定的位置，并服从随之而来的种种约束，但相比来说，记忆给了我们一种幻觉，让我们觉得自己正生活在不会囚禁我们的群体中间，只有当我们愿意接受这些群体，它们才能加诸我们身上，而且只要我们愿意接受这些群体，它们就能加诸我们身上。如果某些记忆给我们带来了不便，或给我们造成了负担，那我们就总是要把它们和与现在生活密不可分的现实感对立起来。但人们还能更进一步。在记忆中，我们不只是能在这些群体中信步漫游，从一个群体走到另一个群体，而且，在其中的每一个群体里，即使我们已决定在沉思默想中和它们厮守在一起，我们也不会像现今这般强烈地感受到这种来自于他人的约束。而其原因就在于，我们记得的人已经不复存在了，或者已经或远或近地离开了我们，在我们的眼中，仅仅代表着死去的社会——或者至少是一个与我们现在生活的社会很不相同的社会，这个往日社会里的多数清规戒律如今都已弃置不用了。
昨天的约束和今天的约束在许多方面都是不一致的，因此，我们只能残缺不全、不尽完整地想象过去的那些约束。因为我们把两者都放在了完全包含它们的同一个框架中，所以，我们能够唤起对地点和时间的回忆，尽管它们和我们现在所处的地点和时间有所不同。但是，当昨天和今天的这些约束互不相容时，我们又如何才能同时体验到某种社会秩序的不同约束呢?这里只有一个框架是重要的——这个框架由我们现在社会的戒律组成，它必然排除了所有其他的戒律。人们相互之间形成关系，并创造出友谊和团结的纽带；但是他们也相互竞争。这酿成了许多痛苦、恐惧、敌对以及憎恨。然而，我们今天经历的竞争，已取代了昨天的竞争，而且，我们清楚地意识到，这两者是互不相容的。今天的人们也会关注不久的将来或者遥远的未来。我们对于未来的期望，既可能更好一些，也可能更坏一些：但无论好坏，都是不确定的。过去的人们，他们的生活和行为现在都被固定在一个清楚界定的框架中间，对于我们，他们也许曾经表达过或好或坏的意图，但是，对于他们，我们现在无所期待：他们在我们身上唤起的情感，既不是怀疑、敌意，也不是嫉妒。我们既不能爱他们，也不能恨他们。简言之，因为约束只有运作才能被感觉到，而根据约束的定义，过去的约束已不再发挥效力，所以，昨日社会里最痛苦的方面已然被忘却了。
首先，当一个社会改变它的宗教时，它就在某种程度上进入了一个未知领域。一开始，社会还没有预见到它所主张的新原则会产生什么样的后果。不同的社会力量之间相互斗争，最后某些社会力量获胜，使得群体的重心偏移。但是，为了使这个重心保持均衡，就需要重新进行调适，以便使构成共同生活方式的所有制度的各种趋向相互适应。社会意识到，新的宗教并不是一个绝对的开端。社会希望采纳这些更广博、更深刻的信仰，同时又不完全破坏此前的观念框架，社会正是在这个框架中成熟起来的。因此，社会在把它新近阐发的概念投射回过去的同时，也一心想把可吸收进新框架中来的旧崇拜的要素纳入到新的宗教里面。社会必须劝服其成员，他们自身已经至少部分地持有了这些信仰，或者他们将恢复一段时间以前已经抛弃的信仰。但是，这只有在社会不是完全与过去相对立，至少保存着过去的某些形式的情况下，才有可能实现。甚至正当社会不断演进的时候，社会折回到了它的过去。社会把新的要素置于框架之中，并将其推至由记忆、传统和家庭观念构成的总体的前沿。
公务人员的真正角色，可能就是使其所有那些专业以外的社会生活渗入到技术组织之中。剩下的则是只代表着他的活动中最无足轻重的部分，也是最少有困难的部分，在这部分活动中，下属能很容易取代他。法官会遇到某种情形的事件，不能轻而易举地纳入现有的技术框架，只有碰到了这种特殊的情境，法官才会像律师或所有同类的公职人员一样，被要求施展他的才能。事实上，技术只适用一般的规则；它不认“人”。公务人员的任务就在于，能够自信而灵活地在以下两种观念之间作权宜性的选择：一种观念是技术性的、普遍性的，另一种观念则是人性的、社会性的。实际上，正是在社会(家庭和世俗生活)中，人们的群体本身彼此产生关系，并根据他们的个人品性建立起等级秩序，所以，每个人都根据群体成员的评价得到一个独一无二的位置，没人能取而代之。正是在社会中，我们习惯了理解和评价个人的行动、言辞和性格的品性。在社会中，我们找到了足够复杂的规则，能够将这些价值分出三六九等，并对它们加以逻辑推断。这些社会情境所承担的任务正是保存这样的价值。培养出这样的一种精神气质，其手段多种多样：家庭中的教育和传统、对话、智识关系和以感情为基础的关系，从各个历史时期、从社会中的三教九流那里，以及从日常的聚会中得来的观念和经验的彼此交汇，最终还有戏剧，以及那些有教养的群体经常阅读的文学作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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展开
本书译事得以告竣，首先要感谢李猛、李康两位老师，是他们对我们的殷切鼓励和自始至终的关怀，才使我们有信心坚持将这本书翻译完成。在本书翻译工作正式展开前，李猛老师校阅了序言和第一章的初步译稿，为我们纠正了“系统偏差”。翻译基本完成后，他作为本书的校对者，又逐句逐段地校阅本书的全部译稿，纠正了许多错误与不当之处，改进了很多句子的译法，使译稿不断完善。在翻译过程中，李康老师于百忙中抽出大量宝贵的时间，耐心地为我们答疑解惑，传授翻译经验，指导我们攻克了许多疑难句子，并对许多地方进行了调整，使译文更为流畅。本书的翻译，凝结着他们两人的心血。在此我们谨向他们表示最诚挚的谢意。
我们要特别憾谢我们的导师孙立平教授，孙老师将我们带进这个“中国农村社会生活口述史”这个课题之中，正是在由孙老师主持的口述史课题里，我们开始对社会记忆这个问题产生了浓厚的兴趣。我们要感谢孙老师这些年来对我们学业的悉心指导，感谢他对我们生活上多方面的关怀和爱护。我们也要感谢杨善华、杨念群、景军等几位关注本书翻译的老师。
1998年的时候，在北大口述史研究中心的一次读书会上，曾就本书英译本进行过讨论。这次讨论加深了我们对这本书的理解和认识。那是一个令人难忘的美好的夜晚，至今回忆起来历历在目。我们要感谢参与讨论并始终关心着本书翻译，给予我们大量帮助的应星、方慧容、晋军、程秀英、李放春、白春燕、何江穗、刘建华、任道远、姚映然等诸位师兄师弟、师姐师妹，还有参与讨论的顾杭(顾杭先生还解答了本书中一些有关法国史的问题)、郁宁远两位先生。我们要感谢渠敬东先生，他为我们解答了有关涂尔干的问题。我们要感谢我们的学长吴飞，他—直关心着本书的翻译，并欣然应允校阅本书的第二编，虽然十分遗憾，在他赴美之前，我们还没有最后完成本书第二编的翻译。本书中译本得以问世，应归功于这个学术共同体。请允许我们将这个译本献给他(她)们，以及在本书翻译过程中给我们以帮助的各位同学。
本书的许多章节，尤其是第六章和第二编，涉及许多我们专业以外的知识。对于书中出现的大量专用术语、地名、人名、《圣经》典故的翻译，我们尽量查阅有关文献，力求做到有根有据，但还是遗留下来诸多疑难问题。在解决这些问题的过程中，承蒙张旭、周伟弛、瞿旭彤、王献华等几位专业人士，以及互联网上一些不知名的热心网友的指点，使我们得到了许多有益的线索，在此一并向他们表示诚挚感谢。
我们要衷心感谢上海世纪出版集团的施宏俊先生，感谢他对我们的信任和理解，使我们有充分的时间来从容地完成这项翻译工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