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跨国资本时代的后殖民批评》中所收论文大多写于1991—2000年间，其中多数写于1995年之后。它们体现了我试图正视这一多事的十年间浮现在我们意识前沿的重要论题所做出的努力，当然，我的这些努力同时也体现了我在写作《革命之后：全球资本主义的觉醒)(威斯林大学出版社，1994年版)一书的过程中对出现的一些问题所做的进一步阐释。这些论题可以放在三个大标题下探讨。首先是关于全球化的问题，这是一个贯穿在本书中大多数论文之始终的主题。虽然全球化这个术语出现在80年代，但它只是在最近的十年间才成为经济、政治和文化的日常用语之一部分。批评家们论证道．全球化这个现象并不十分新鲜，我们今天所说的全球化只是始自上一个世纪，或者再早一些的运作过程的发展极致。我也赞同这些观点，但在此却要论证，我们必须认识到关于当今时代的描述仍有着新意。全球化作为一种范式也许是现代化在当代的一种替代物，因为它本身就是依循欧美模式的全球性变化的另一种表述。早期的全球化曾产生出民族主义和社会主义．但这二者束缚了产生出它们的全球化进程，因此全球化在当代的形态就兼具了后社会主义和后民族主义的特色。它同时也展现了资本主义在取得全球性胜利之时的分崩高析。虽然欧共和日本戏许仍在构造全球资本主义的建筑．但与现代化形成对照的全球化却表明了资本主义中心的解体和对欧洲中心主义目的论的摈弃，这一点极其雄辩地体现在当前对各种不同的资本主义——尤其是东亚和东南亚的资本主义——的关注上。确实。全球化已经获得了某种程度上的意识形态霸权或在全世界流通的货币，这一点同样也证实了一种新的形势。下面的三篇论文直接讨论了由全球化所导致的民族和流离失所的问题。最早的一篇《从亚裔美国人的角度透视亚太区域构成》试图为美国揭示出民族的自我形象的含义，也即承认亚太地区的构成是美国历史的一部分，这主要是通过亚洲人和太平洋诸岛居民在19世纪的越洋大迁徙而实现的。另一篇最近写的论文《美国亚裔社会结构中的跨国资本和地方社群》则从当代的视角考察了同样的问题，这时亚洲的迁徙再也不是为贫困所迫，而更是为全球资本主义在亚洲的大获全胜而使然。最后，《对“中国式资本主义”模式的反思》一文探讨的是中国的“流离失所”和中国式的资本主义的出现这二者之间的关系，以便驳斥这样一些文化主义的解释，这些解释认为，假如确有一种中国式的资本主义存在的话，那么最好将其置于全球资本主义的语境下来理解。并不是不存在什么东亚和东南亚资本主义在“中国的”的具体实践，而倒是这些实践本身已成为一个范围更广的整体内容的一部分，这一整体包括在一些流离失所的中国社会的形成过程中的各种历史经验。“中国性”(Chineseness)本身必定要放到历史的语境下来理解，而不是置于非历史的文化范畴，因为这样一来反而使我们对具有中国特征的东西的概念变得复杂化了。本书第二个专题的论文探讨了后现代主义和后殖民主义提出的一些论题，我将其当作全球化的意识形态的产物和生产者。我的任务是如何区分这些概念所代表的批判性作用与其服务于当代权力结构的意识形态作用之间的差异。虽然后现代主义和后殖民主义都摈弃整体性、基础范畴(如阶级)等，但也像在其他场合一样，我在这些论文中论证到，对整体性和基础范畴的认可若放在历史的语境下来构想，也许对后现代主义和后殖民主义的批判作用是至关重要的。后现代主义和后殖民主义的支持者们常常无法区分趋同化的整体性与被当作可能发展为结构和解构的那种整体性之间的差别，正如他们也无法区分被当作目的论之范畴与不断变化着的各种关系之范畴的差别那样。在这两者中的任何一种情况下，我在这些论文中的论点都是：“历史”对后现代主义或后殖民主义的任何一种批判性概念都是重要的。
展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