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先，社会问题的判断与界定，与一个国家的政治制度及政治观点有关。大量社会问题的出现常常与一个社会的政治制度造成的社会不平等有关，政治制度会造成社会上的统治阶级与弱势群体，而弱势群体通常是社会问题的承担者或受社会问题影响、伤害最大的群体。不同的政治制度对社会问题的界定不同。社会主义制度的国家，对涉及广大人民群众的利益问题，如失业、贫困等社会问题，政府更加重视，大众也更加容易将其界定为社会问题。对于腐败、通货膨胀等社会问题，涉及管理者集团的政权巩固和人民的生活质量，也更加容易引起人民的关注与政府的重视。政治学是从制度政策角度分析社会问题的。其次，对社会问题的解决，需要依赖于政治行为，即对社会政策的调整、制度的改革、政治舆论的宣传、民情民意的支持，这些都是政治学研究的内容。政治学的研究成果可以在分析、解决社会问题中发挥作用。
四、社会问题与经济学的关系
经济学是研究人的经济活动的科学，通过对生产、分配、消费环节的研究，分析如何有效地配置资源，提高生产效率。而政治经济学则研究人在经济过程中的地位和作用，从经济上的差异联系到社会和政治上的不平等。人们生活的物质基础就是经济系统，任何人都离不开经济生活。有许多社会问题是与人们的经济活动和经济收入有关联的。如经济发展的不平衡直接影响人们的富裕与贫困程度，经济关系的不协调，就业与分配环节中的缺陷，会直接产生失业、贫困问题；社会经济生活中失去公正合理的分配与消费，会导致分配不公与消费失控，造成严重的社会问题。而解决社会问题的物质基础是依靠经济发展，这需要我们了解和掌握经济学知识。对社会问题的分析及对社会问题的解决，离不开经挤学的知识与理论。
五、在社会问题上社会学与其他社会学科的关系
社会学学科与其他学科都将社会问题作为研究对象。但与社会学不同，其他学科都未将社会问题作为自身研究的主题。社会学研究社会问题较之其他学科的研究具有更重要的地位。政治学、经济学、法律学、伦理学等学科也研究社会问题，但这些专门性的学科，分别以社会的某一方面、某个领域为研究对象，这些学科研究社会问题分别是研究这个学科领域内的社会问题，而不研究学科领域之外的或与学科领域无关的社会问题。例如，政治学研究腐败问题，腐败与政治学研究的对象权力有关，但政治学不研究环境污染问题、人口膨胀问题、家庭婚姻问题。经济学研究贫困问题、通货膨胀问题、经济犯罪问题，这些问题都与经济结构与经济发展有关，但经济学不研究吸毒贩毒问题、精神疾患问题、自杀问题。由于其他学科在选择社会问题时领域的局限性和考察社会问题时视野的相对性，它们的研究角度尽管独特，研究方法也有特点，研究程度也较为深人，但在对社会问题的整体把握上，显现出了相对性和专门性。
社会学则是一门研究社会问题的专门学科。它以社会整体及其各个要素、各个方面、各个领域的相互关系为研究对象，研究的内容涉及社会的各方面、各领域，由此决定了社会学研究的社会问题包括社会各个方面、各领域，也就是研究社会中发生的形形色色的社会问题，包括其他学科研究的社会问题。社会学将一个社会中的所有社会问题作为一个整体的现象来考察，因而，社会学在研究社会问题上与其他学科相比，具有广泛性、整体性。在研究某个具体社会问题中，社会学与其他社会科学有交叉与重叠之处。社会学研究社会问题的整体性特征，是其他任何学科在研究社会问题时无法达到的。
二、实施阶段
(1)选择研究方法。假设提出后，研究者必须决定采用什么方法进行研究，是调查、做实验、进行观察性研究还是利用现存的文献资料，或是综合使用这些方法。各种方法都有利弊，应该依据不同研究方法的特点，结合研究问题的需要而采用恰当的方法。由于每一种方法都有一定的局限性，研究人员应尽可能用其他方法予以弥补。研究方法不仅仅是收集、分析资料的实际措施，也是研究工作韵关键，以后研究结论主要的依据就是研究方法是否恰当与科学。
(2)收集资料。结论只有以事实为根据才是可靠的，研究人员收集资料时必须一丝不苟，尽可能在特定的时间、空间内获取最大量、最真实的社会信息。真实的、全面的信息是研究分析社会问题的基础性工作，是获得科学结论的保证。收集资料尽管还是基础性的工作，但对研究社会问题而言，收集资料是研究工作最艰巨的一个环节。因为有关社会问题的信息是一种社会珊象的负面信息，它不像正面信息那样人们愿意提供。有的社会问题涉及当地政府的形象、政绩，甚至涉及某些人的利益、位置，或者涉及某些个人或集体的秘密、隐私，要获得有关社会问题的资料与真实的情况，就会受到各种公开的或隐蔽的干扰、阻力，研究者不仅要有吃苦的精神，还要有不怕风险的心理准备。研究者只要在遵守法律和职业道德的前提下，可以运用各种方法，获取有关社会问题真实的信息。
社会问题的信息是社会问题存在于社会领域中实际情况的真实反映，它是分析、解释、规范和矫治社会伺题的最基本的依据，也是理论概括社会问题的基础。我们所需要的社会问题信息的特点是，第一，具有代表性和稳定性。任何大规模的社会问题的觋象和过程，只有在诸多的现象中选出有代表性的样本，才能使倌息与社会问题的特征保持最大程度的一致。第二，可量化。它能把社会问题的现象和过程计量化，将社会问题的现象和过程的抽象概念与具体数量指标结合起来。第三，是主观变量与客观变量的综合。它不仅是关于客观的社会问题变化的信息，而且还是社会问题的承担者、与社会问题相关的群体的主观世界变化的信息。通常研究社会问题非常注意相关群体的社会心理状况。
(3)分析结果。资料到手后，研究者开始将其分门别类地加以整理，判明这些资料所表现的总趋势以及资料间韵相互关系，；然后将其列表整理以便进行分析解释。这项工作同样需要严谨的态擅，因为对同样的事实常常可以作出多种不同的解释。特别要筛选某些虚假的相关关系，寻找决定社会问题产生和发展的实际因素。研究者必须对种种可能性仔细推敲，尽量保持
客观。假说中提出的理论此时得到验证，或修改完善，或被彻底推翻。研究结果与假设可能一致，也可能不一致，这需要研究者利用研究过程所获得的知识和经验，详细解释为什么假设成立或不成立。不能为了证明自己假设的正确性而人为地筛选资料，而是应按照资料提供的事实的逻辑关系而证明假设。假设不正确要果断放弃。
(4)作出结论。如果研究过程按计划进展，研究人员可以根据研究结果作出报告。研究报告要将上述各项研究程序和研究结果综合报道，最好能作思考，进一步讲清楚相关问题。报告可能联系到现有的理论及研究结论，提出是否应该用新的研究结果将其修正完善，并可能提出尚待进一步探讨的问题。研究者也可能在报告中提出新的假说供他人研究分析。研究是有积累性的，每一项研究在开始时是要解决一个问题，但在结束时会提出若干个新的问题，让研究继续下去，使人们对社会现象和社会问题有更加深入的研究与认识。研究结果如果构成对社会学的重大贡献，可能被学术报刊采用发表，从而成为科学界的共同财富。
上述介绍的是一种理想型的研究模式。在实际研究中，可以不拘一格，只要将某个社会问题描述、解释清楚就可以了。
精神疾病的诊断问题涉及两种主体。其一是精神科医生，其二是与被诊断者有关的其他人。前者在诊断方面，依据诊断者专业知识和被诊断者的症状表现。同时其他非精神专科医生的诊断也很重要，“世界各国非精神专科医生对心理障碍的平均识别率为48.9％，而我国约15．9％。虽然大多数医学院校的举科生开设了精神病学或医学心理学课程，但相当多综合医院和基层医疗单位的医务工作者对精神病学知之甚少。而专科医生的数量和素质远远不能满足人民群众身心健康方面的需求。以美国为例，美国有2．5亿人口，精神专科医生3万多人，他们从医学院校毕业后还需经过相当长时间的精神医学学习、训练和实践后才能成为正式的精神科医生。我国有约13亿人口，精神科专业医生不足1.5万人，精神科床位仅10万余张，远远不能适应现实生活的需要”。另外，“在发达国家，医学心理科学得到广泛的重视和发展，医学心理咨询和精神疾病的防治普遍进入综合医院和基层医疗单位，并广泛开展了精神医学的联络与会诊。但在我国这些仅仅是在少数大中城市的少数综合医院起步，就全国范围来说，由于人才缺乏，认识不够而远远没有普及起来”。因此，中国的精神疾病的医疗诊断还有待进一步提高。
第二种诊断的标准往往是非“一般”的即是病态的，无论这“一般”所代表的是正常的还是异常的。在生活中当人们遇到波折，因对工作不满、失恋或家庭婚姻破裂而痛苦不堪，或社交行为不够得体，别人会认为其需要接受精神病治疗，自己可能也会有求医行为，而医生也可能定论其患有精神病。所以很容易将人们对“生活波折”的反应判断为精神病的表现，将那些遭受挫折者视为“精神病患者”。这不但掩盖了人们之间的矛盾和冲突，而且也加重了“被诊断者”的思想负担，并使其社会环境进一步恶化。大多数人对精神疾病认识不足，对患者缺乏应有的理解和同情，偏见和歧视现象较严重。一些患者和家属即使有一定精神卫生知识，认识到疾病的性质，却宁可自己忍受痛苦而不愿寻求精神科医生的帮助，害怕因“精神病”而受歧视，还有人求神拜佛或求助巫医，结果延误了治疗，使病情加重。
精神疾病的一个重要特征是患者有一些不正常行为，或称反常行为。反常行为是行为人的行为异于常人。日常生活中有许多人都曾有过反常行为，或表现为勃然大怒，或表现为畏首畏尾，或表现为各种稀奇古怪的预感，甚至幻听到某种声音在呼唤。对种种短暂的反常行为，人们会将之与紧张、烦恼、暂时的神经质相联系，而不会归咎于精神疾病。这些行为并不影响他们做一个正常人，也不会影响和干扰其正常的社会行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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