与王标论文所择取活动于比较狭小的生活空间——这正是前近代的表象——的李慈铭相比，自称“生在南洋，学在西洋，婚在东洋，仕在北洋”的清末民初的辜鸿铭（1857-19 28），如果仅仅从他的生活空间来看的话，容易让人想象他是一个丧失了中国人意识的世界主义知识分子，而实际上他是一位以独特的道德观念（绅士道）为媒介，试图对西方与中国的文明和历史进行整体性说明的思想家。川尻文彦的论文《辜鸿铭与“道德”的课题——俯视东西文明的视角》，从文明论的视点探讨了这位既公然肯定蓄辫和纳妾的复辟论者、传统知识分子，又是新型知识分子的“奇人”辜鸿铭的思想。辜鸿铭思想和行动的“二重世界”大概可以说是以最为尖锐的形式对立着的。辜鸿铭虽然不怎么被日本学界所熟识，但他却在同时期的日本知识分子中求觅同类而不可得，的确是位有特色的人物。显示了中国近代知识分子“地层”的厚度和多样性，颇有意思。
近十年来，中国在近现代史研究中，关注作为近代市民社会发生母体的城市“公共领域”的研究很引人注目。众所周知，“公共领域”是德国社会学家尤尔根·哈贝马斯所倡导的社会理论。“公共领域”是介于国家和社会之间的社会空间，在那里形成交往的合理性，各种交流作为公共意志（舆论）而被汇集，带有左右公权的权力。从而“公共领域”具有作为批判性对抗公权的场所的机能。由此可见，清末的大城市——譬如北京、上海、广州、长沙——中簇生的茶馆、沙龙、书店、学会、出版社、大学等社会空间，即使不能被称为“公共领域”，亦可看出“公共领域”之萌芽。去年的共同研究论文集《中国的现代性与城市知识分子》所收华东师范大学许纪霖教授的论文《近代中国城市的公共领域——以上海为例》，揭示了正由于上海的上述社会空间作为“公共领域”发挥了机能，使上海成功地领先于其他大城市而向近代都市蜕变。晋荣东的论文《城市的公共领域与政治文化的培育——李大钊在1919年前的实践与思考》，承接许纪霖的论文，考述了活跃于北京的李大钊的思想。李大钊为了使自己生活的北京形成“公共领域”，以言论活动非党派化为目标的同时，在以公共意志对各种利害对立的言论进行汇集之际，作为调整原理，提倡“自由的认可”（ free consent），而不是少数服从多数。晋荣东论文对此给予了很高评价。宋代以降，作为民间教育机构的书院很发达，尤其是像明末无锡的东林书院那样，处士横议时政，对明末政局产生过巨大影响。从中国具有如此知识传统的这一点来看，关注作为近代化指标的“公共领域”，必将取得丰硕的研究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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