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年的周旋
北京第二外国语学院，是1964年秋才建校招生的，院址在北京东郊的定福庄。
我是1965年底由最高人民检察院调到二外院工作的。当时的本科学生加上干训部学员还不到一千名。
1966年新学期一开始，虽然还在上课，但领导班子的精力都放在搞“文化大革命”上了。校领导发动学生批判二月提纲；学习“五·一六通知”，批判“反动路线”；看“有问题的电影”，批判“反动电影”。真是山雨欲来风满楼，黑云压城城欲摧，人心惶惶，莫衷一是。究竟谁要反党、反社会主义、反对毛主席，谁也说不清楚。
康生、曹轶欧伙同北京大学聂元梓搞出的所谓“马克思主义的大字报”一出笼，又传说毛主席批判北京市委是“针插不进，水泼不进”的“独立王国”，大家似乎
知道点情况了，但终究还是不明白事情的真相。《人民日报》的文章是针对宋硕、陆平、彭佩云的，还针对谁，大家还是不明白。
在第二外国语学院，从怀疑院党委是黑帮党委，到“向夺权者开火”的大字报，从保卫院党委的游行示威，到国务院外事办公室派了一位副主任来，宣布院党委是“彻头彻尾彻里彻外的黑帮”，“政治部、教务部、院务部是反革命司令部”。很短时间内，就举行了几次彻夜的批判大会，揪出了一大批院、系、教研室的领导，把他们定为“黑帮分子”。这样，全院很快就分成了两大派。
从1969年7月24日到29日，周恩来总理五次来到第二外国语学院。他来时，总是清晨天还未亮，就让人打着手电筒看大字报；他在辩论会上，听取各种不同的发言；他在学生食堂吃饭，把菜场都喝个精光，还交了伙食费。最后一天，他讲了话，说“只要革命，就有前途”；“你们大家要团结起来”；“是他（点那位外办副主任的名）把你们带错了路”；“至于你们学院的领导干部嘛，你们大家来看吧”。至此，二外院已经逐渐平息下来。但紧接着，江青来到了二外院隔壁的广播学院，宣称那里的党委是坏的，工作组长也是坏人。戚本禹抵达离二外院只有两站公共汽车路程的北京建筑工程学院东郊分院，找群众组织的头头谈了话。东郊分院很快又重新乱了起来。
“文化大革命”中外事口的运动，指向了陈毅同志。但是，周总理却一直坚持说：对陈毅同志要批评，要帮助，要支持他的外交工作。陈伯达、江青、王力、戚本禹都先后出马，要打倒陈老总。他们煽动一些人到外交部门口安营扎寨，说不打倒陈老总誓不罢休。他们纵容姚登山夺了陈毅同志负责的外交部大权。从这个时候开始，上面的斗争，逐渐显出眉目来了，真正形成了“站队”的问题。
“文化大革命’中到处揪斗“走资派”，是江青反革命集团的一个恶行。这一恶行影响所及，造成了严重的后果。二外院西边，有个商业小区，小区有个猪肉案桌，一个组长，两个组员，总共三个人。有的人，往往把好……
前言
在这本书出版发行之际，我首先要对原中共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第二书记，具体主持林彪、江青两个反革命集团案件审理领导小组工作的王鹤寿同志，表示深切的怀念。他以年近九十的高龄，还逐章逐段、逐句逐字地对我写的这本书稿进行审阅修改，提出意见，并在文末批上：“是一部很好的记录。”
我还要感谢原中共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常委、领导过一段“两案”审理工作的曹瑛同志。他没有看到这本书就辞世了，但他生前说：“汪文风，你一定要把‘四人帮’这段历史写出来。否则，你就辜负了党、人民、中央纪委对你的培养。” 书出来了，我不知道能不能安慰两位老人家的在天之灵。
王鹤寿、曹瑛同志都是1925年前后入党的共产党员，对党、对中国人民，有深厚的感情。为谋取中国绝大多数人民的利益，他们投入了中国的共产主义运动。鹤寿同志六次被捕、坐牢，遭受国民党的酷刑；曹瑛同志长期被敌人关押在南京监狱，后来是在周恩来同志的大力营救下，才同陶铸同志一起出狱的。他们有经过千锤百炼的挣挣铁骨，有对革命事业无比忠诚的红心。可是，这两位九死一生，在推翻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官僚资本主义统治的斗争中幸存下来的老人，在“文化大革命”中却受到了江青、康生的陷害，都住进了监狱。在“四人帮”垮台以后，又是他们在党中央的领导下，与他们的战友黄火青、黄玉昆、张启龙等一起，具体主持了林彪、江青两个反革命集团案件的党内审理工作。他们坚决执行党中央的政策，把打击面缩小到最小限度，把教育面扩大到最大范围。这难道不是毫无自私自利之心，全心全意为人民的大公无私的光辉形象吗！
林彪、江青两个反革命阴谋集团，靠挑拨离间，制造谣言，做出了美蒋特务机关处心积虑都做不到的罪恶事情。但是，他们要摧垮我们党、我们社会主义国家的目的却没有达到。同志，要警惕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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