组织是人类社会最广泛的现象之一。在人类社会漫长的进化过程中，组织始终是人类赖以生存和发展的主要形式。离开了组织，就没有人类社会的过去、现在和未来。本书从法学角度对我国的非政府公共组织进行了实证与比较研究。
本丛书是国家社会科学基金研究课题"我国城市非政府公共行政发展问题研究"的最终成果之一。该课题的最终研究成果包括著作与研究报告两部分，大致分工是：著作侧重于宏观性基础性研究，研究报告则是一份简要的对策性发展报告。所谓组织，简单而言，就是对人和事物按照一定的任务和形式进行有效的组合。组织可以划分为自然组织和社会组织两大类。但就社会组织而言，不同国家有着不同的分类方式。一些西方国家基本上把社会组织分为三类：即政府及其他权力制衡机构、企业公司和社会团体。而在中国，一般把社会组织分为四类：即党政机关、企业公司、事业单位和社会团体。近年来，还出现了一种新的社会组织类别民办非企业单位(民办事业单位)。由于各国国情不同，社会组织的构成也不同。西方国家一般没有我国称之为"事业单位"的概念，而是将类似于我国事业单位的组织归于政府机构或半政府机构;有的西方国家将政党组织也纳人社会团体的范畴。但在我国，一般不讲政党组织视为社会团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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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代化是一个不可逆转的历史发展趋势。具体到各个国家，现代化可以是一个自然演进的过程，也可以是一个自觉选择的过程。
我国的现代化进程肇始于国门被列强的坚船利炮打开、民族面临生死存亡的晚清时代。在异质文明重力打压与强烈示范下，延续了几千年的文明被迫中断了它迟缓、稳定、田园诗般的自然演进过程，被迫在“生存还是毁灭”的抉择中开始一种新的历史发展进程。从形式上、从特定历史事件看，中国的现代化似乎是由外部世界强加给我们的，但从本质上、从一个长的历史发展线索看，中国的现代化却是一个具有强大生命力的民族面对危机、不甘毁灭、勇于挑战、救亡图存的自觉选择的过程，尽管自觉、选择经历了漫长、艰难、苦痛的心路历程，经历了无数曲折、失败、血与火的洗礼。
迄今，中国的现代化进程大体经历了维新、革命、改革三个阶段。维新在政治上失败了，但第一批“睁眼看世界”的人毕竟为后人留下“西学东渐”、“洋务运动”、“公车上书”、最初的近代工厂、一批新式商人与产业工人等一系列物质的、文化的乃至政治的遗产。这些遗产为后两个阶段的现代化提供了极为重要的条件。
革命是20世纪大部分时间现代化的旗帜。1911年的辛亥革命推翻了帝制，建立了中国历史上第一个共和国，共和的观念深入人心，“敢有帝制自为者，天下共击之”。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中国人民从此站立起来了。革命的胜利引发了对革命的功能、意义、作用的极度颂扬与无限崇拜，“不断革命”、“继续革命”等成了20世纪50年代到70年代末的主流话语，汇集在“革命”旗帜下的各种形式的政治运动、政治斗争成了社会活动的中心，政治领域的各种革命占据了这一时代人们的大部分智力、精力，直到1976年国民经济濒于崩溃。
改革从20世纪70年代末走上历史舞台，并成为中国现代化新的主题。改革被定位为“社会主义制度的自我完善”：不是激烈的政治革命，不是大规模的群众运动，因而是温和的、渐进的；改革并非一开始就目标清晰，而带有“摸着石头过河”的特点，随着改革的不断深入与社会的发展，不断明确改革的方向，调整改革的任务，丰富改革的内涵，因而具有鲜明的实践理性；改革以经济始发，始终坚持以经济建设为中心，但又不限于经济，政治、社会、文化、对外开放等领域也伴随经济体制改革的深入与经济的迅速发展不断发生着变革，因而改革是全方位；整体性的。
改革促进了中国经济的极大发展，1978—2001年我国的经济年均增长率为9．4％，是世界上经济增速最快的国家。但改革的价值绝不仅仅限于经济增长。从某种意义上说，开始于20世纪70年代末的改革最重要的贡献是初步实现了中国社会的现代转型，由以政治权威、计划体制总揽全部社会事务、支配所有社会资源的“强国家、弱社会”或“国家主义”的“总体性社会”，开始向国家、市场、社会三元分立格局转化。在政府职能收缩、计划体制解体过程中，首先经济领域从政府的绝对控制下逐渐独立出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基础性作用得到肯定。其后，以各类学会、行业协会、俱乐部、慈善组织、志愿者协会等组成的社会组织(公民社会)兴起并不断壮大，与国家、市场并立的“第三域”初现端倪。国家(政治)、市场(经济)、公民社会三元结构的初步形成意味着社会权力格局的调整，意味着无所不在、无所不包的政治向应有位置回归，而经济、社会获得了“自治”并不断强化其功能，意味着资源由单一的计划分配转向国家机制、市场机制、社会机制三种机制共同配置资源、分别供给各类物品与服务，意味着中国初步的现代转型。 自20世纪70年代末开始的改革开放是中国历史最重要的社会变迁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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