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庆钰，山东临朐人。1958年11月生。1984年毕业于山东师范大学外语系并获英语语言文学学位。此后又先后在南开大学历史系、中央党校理论部、上海外语大学英语系读书学习。1993年考入中国人民大学林茂生先生中外政治制度与思想专业的博士研究生，1996年毕业并获法学博士学位。2000年赴美国马克斯维尔学院访学，从师于Rosemary O’leary教授、Jeffrey Straussman教授和Richard Braungar教授学习公共管理和政治心理学。现供职于国家行政学院。主要教研范围与方向为政治与行政价值，政府成本与效益分析，领导与管理效能，人力资源开发与管理。已发表论文与文章逾百篇；两人或两人以上共同撰写或主编出版《宪政的理想与现实》、《中国焦点》、《中国与韩国行政体制改革比较研究》等11种著作。近年来在《哲学研究》、《政治学研究》、《中国人民大学学报》、《国家行政学院学报》、《理论前沿》、《新视野》、《中国研究》和英文的《中国公共行政评论》等刊物发表

　　希腊神话中的科林斯王西西弗斯因得罪上商而被罚去做滚石上山的苦力，古头每近山顶必自运滚下，如此循环往复无穷无尽，以至于西西弗斯成为“徒劳无功”的代称。中国在1840年以后一个多世纪的社会变世努力几乎就是西西弗斯的寓言。直到1978年改革开放新时代的到来，中国才逐步走出西西弗斯的影，真正开始走上民主、法治、繁荣、富强的现代化康庄大道。中国人这一次可以有自信有把握地向世人宣布：别人，西西弗斯！

　　

　　尽管波普(Karl R．Popper)提出，历史命运之说纯属迷信，科学的或任何别的合理方法都不可能预测人类历史的进程，但我仍然相信，历史发展在总体上是沿循某种轨迹的。人类社会的蠕动徘徊，几乎都内在地透露出前后左右相互影响的逻辑关联，这种制约与限定，便可视为社会发展的规律性依据。人类发展的确向人们展示着迷离扑朔、异彩纷呈的万种风情，但这并不意味着就是不可知论的依据。在人们的物质生活方式和生产方式中既可找到对过去存在样态的解释，也可过滤出关于未来社会的认识信息，这是建立在验证基础上的一般结论。迄今为止，尚未看到令人信服的理论和事实形成对它的否定。所以本书依然以历史唯物主义和辩证唯物主义为方法来进行关于中国政治文化逻辑起点及其延伸的探讨。
　　政治从某种意义上讲也是一个伦理问题。它决定着在一特定范围内有多少人以及他们在多大程度上享受那种人所应有的一系列权利这一重大问题。研究和关注政治这一科学，主要目的显然就是为了人的生存和生活质量问题，为了使之越来越接近人类理性现已认识到的那一伦理和道德水平而不是相反。也正是追寻这一目的，本书对中国政治文化传统进行了历史的、逻辑的、全景式的观照、总结和分析，希望对其产生与存在的土壤、主要特征、发展障碍、发展目标、发展条件以及发展路径等相关问题给予尽可能客观的回答与解释。
　　作为一个研究角度，政治文化是伴随行为主义政治学的兴起而来的，是阿尔蒙德于1956年8月在美国《政治学杂志》发表的《比较政治体系》一文中首先采用了这一提法并加以界定，此后为政治学界接受并为众多学者用以分析政治体系中的政治行为及其变迁。多年来国外专业人士围绕政治文化概念及其方法虽见解各异，见仁见智，但万变不离其宗，基本是指社会成员对于政治体系及其过程所大体持有的政治态度、情感、价值等方面的综合意识取向。在此框架之内，又有除阿尔蒙德等人的心理性认定以外的其他三种认识，即以伊斯顿为代表的客观性定义、以白鲁恂为代表的启发性定义和以费根与塔克为代表的综合性定义。
　　中国约从1987年开始出现了关于政治文化的介绍与研究。在宗承原创者的基础上，也围绕政治文化概念形成了四种不同的看法，即：政治理论、制度、心理三层面综合说；政治理论与政治心理二层面综合说；心理与行为的综合说以及政治生活的心理说。我基本倾向于后一种观点。因为如果将政治的所有方面泛文化化，那么政治制度、政治思想与政治文化相异的界限及特色又在哪里呢?政治思想理论是外在符号性质的东西，它或可能或不一定可能成为人们内化的态度和心理；政治制度则是文化的“载体”而已，它所表现的除了外在形式外更重要的是通过此形式所传达的政治价值。正如一堆建筑的文化含义不在砖瓦钢木而在于其风格、一纸绘画的文化含义不在纸笔砚墨而在于其神韵一样，离开了观念形态的精神，政治制度之物体就是无源之水、无根之木，就是不可思议的。所以，政治文化中的“大文化”观是值得讨论的。有鉴于此，本文认为：政治文化是从一定思想文化环境和经济社会制度环境中生长出来的、经过长期社会化过程而相对稳定地积淀于人们心理层面上的政治态度和政治价值取向，是政治系统及其运作层面的观念依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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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小农自然经济的后果
　　小农自然经济的长期存在，至少产生这样三种后果：
　　一是对农业对土地的依赖以及形成与之相关的封闭保守、安土重迁的心理。在中国，土地作为主要生产资料，不仅成为封建生产关系的基础，而且也是社会矛盾核心，土地是人们生存的依靠也成为社会权力的象征。从中央王权，到官僚、地主、商人到军队到农民，始终围绕土地的占有和使用进行着激烈的斗争。
　　中国历代都沿袭着中央王权对土地的最终占有。然而在封建统治的进行中，这一权力时常受到地主、官僚、商人、军队、农民的挑战。虽自商周以后，便是“溥天之下，莫非王土”，可井田、均田、官田、屯田、民田、庄田、旗地却以种种借口和途径此灭彼生。对于中国的广大农民来说，只要没有了土地，就等于断了生计；对于中国的统治者来说，只要丢掉农业，就等于掘掉了封建王权的根基。所以，在中国封建社会历代王朝更替和变法改革中，土地与赋税制度的调整始终是其主要内容之一。而广大农民的起义暴动不仅动因与土地相关，且运动中的纲领口号也往往是争得土地，达到“耕者有其田”的目的。以农为本，安土重迁，自给自足，耕织结合的经济模式，与商品经济模式比较，是人的活动半径的狭小。
　　相比较而言，随着商品化水平的提高，经济生产的交换性质会日益凸显出来。它由集市交换走向区域交换走向国内交换直至参加全球性经济贸易。在这个过程中，生产的社会化程度与规模相应增长，而劳动者的社会化程度也相应提高。通过商品的交换活动，人的思维开阔了。高度社会化的人所进行的主要是横向比较与学习模仿，其心态是开放的、进取的、冒险的、开拓的。
　　而在小农自然经济之中，耕织结合、自给自足的农民，大部分人也许一生都没有离开过脚下那块祖辈经营的土地。他的大脑思考的问题是春种秋收，他的眼睛所及除了地平线上那日复一日的日出日落以外，便是眼底那“三十亩地一头牛，老婆孩子热炕头”。他的双脚一辈子也不曾有机会离开他的茅舍家园。此所谓“民结绳而用之，甘其食，美其服，乐其俗，安其居。邻国相望，鸡狗之音相闻，民至老死而不相往来”。这种生产方式的结果造成了：(1)见识短缺的愚昧落后；(2)长年如一的土地经营导致的封闭保守；(3)男耕女织、自给自足的生活方式导致的容易满足，不思改变的惰性；(4)以家庭为单位导致的分散孤立；(5)在土地的小型化经营基础上滋生的自私与狭隘。这些后果对于中国传统政治文化价值观念的形成都有着极为重要的影响。
　　二是对家族家庭的依赖以及与之相关的崇古崇老崇长心理。由于男耕女织、自给自足的小农自然经济方式的存在，决定了人的社会化程度的低下，可以说中国农民的活动半径与家庭家族有很大的重合性。自然经济不需要对外开放和商品交换，那么，其社会性相应的就是内向的、封闭的、家庭的或家族的。在农业状态下，土地是基本生产资料，土地无法移动只能世代相传，生产资料的静态性决定了家庭的固定性及其地位，劳力多、人手多，才能进行有效的耕织生产。所以，家庭家族最适合小农自然经济生活目的的落实。家庭的重要性超过了个人，家庭家族成为维护个人生存的安全岛。它成为个人各方面生活的基本范围和基本保障，而且经过社会化过程使个人彻底地在家庭中合模。于是家庭  中的角色关系和组织形态固化为中国人所烂熟于心的惟一模式，  当中国人走进家庭家族以外的社会范围时，便驾轻就熟地将这一角色关系移易比照，对号人座，所谓中国社会组织形态的家国同构及儒家学说国家意识形态化的顺利完成，都可以从此处找到本  原意义上的解释。
　　在这种家庭或家族性经济中，一是由于人们减少了横向比较  与模仿机会，二是由于农业自然经济的重要性与固定性，使经验  积累增加了价值。这种经验积累与年龄资格成为正比，年龄愈长，往往经验愈多，在农业生产中的价值亦愈高。因而，便自然而然养成了重纵向比较与模仿和崇老、崇长、惟古是法的价值观令。中国人在日常生活中惯常使用的“师祖”、“师父”、“师兄”、“师姐”等称谓符号，可以从这种传统的经济形态中寻找到特殊的文化意蕴。所以，老就是资本，老人就是权威，他是“一本字典，一本历书，一个历史学家，一个应付危难的舵手，一个血族间‘传道、受业、解惑’的导师”。这是社会的文化认同。
　　小农自然经济的周而复始，使周围世界仿佛凝固。回顾着祖先的业绩以为标榜，仰视着祖先的圣容以为荣傲，人们在传统生存方式的规范中几乎丧失了时空的动感。一切都要循着前人的足迹而不敢越出雷池，亦步亦趋，诚惶诚恐，不说祖上没有说过的话，不做前人没有做过的事。借用社会学家李斯曼的概念，中国显然是一个“传统指导型”社会。在这样的社会里，人的思想言行，几乎全部受制于先祖与古法，“祖宗成法不可变”成为中国几千年传统中的铁律。
　　三是对男性家长的依赖以及与之相关的依附心理。如果说采集和园艺是母系氏族的适生条件，那么农业则创造适合男子为中心的家庭环境。美国人类学家中流行的一句话是：“耕牛是母系氏族的仇敌，却是父权家庭的朋友。”因为在牛的驯服与犁的发明以后，牛耕逐渐普及，耕地面积逐渐扩大，而农业生产全靠胼手胝足，沐雨栉风的体力劳作，其艰辛和繁重的程度，非体力壮健男子不能胜任。于是血缘组织的轴心，便由母女移向了父子，形成了男子中心家庭。在农业自然经济条件下，一家生计的来源主要靠农耕，而农耕又主要是壮年男子的事，可以说，一家若只有孤儿寡女是难以维持生计的。于是，生活所系，贫富攸关，男性家长统治地位由此奠定。他既是一家的主要劳力，又是生产资料的支配者，既是家庭或家族耕织经营活动的管理者，又是生产经验与劳动技能的传授者。
　　如《嘉庆重修扬州府志》卷五十二载：  “茅信卿，泰州人，四世同居。每旦家长坐堂上，卑幼各以序立，拱手听命，分任以事毕，则复令，其有怠惰者，辄鞭辱之。”此为家事管理；
　　又如《民国洛川县志》卷二十五载：“杨宗……大小二百余口……子侄兄弟负薪佣作，所获资财，皆输家长。”此为家产管理；
　　复如赵鼎《家训笔录》中载：财产分配是“计口分给……五岁以上给1/3，十岁以上给半，十五岁以上全给，止给骨肉，女虽嫁未离家，与婿甥并同。其奶婢奴仆，并不理口数，不在分给之限。”此为分配管理。
　　自然经济，可说风雨飘摇，难挡天灾人祸。一家妻幼子女吃粮穿衣系于家长一身，这些足以使男性家长获得家庭或家族生活上的地位与权威。儒家学说中的“三纲五常”中的“三纲”即“君为臣纲、父为子纲、夫为妻纲”和区别男女尊卑的封建道德礼教“三从四德”中的“三从”，即“未嫁从父，既嫁从夫，夫死从子”，都是从小农自然经济的落后生产方式中归纳化育而来。这种父家长制的家庭伦常关系，久而久之成为一种约定习俗，塑造成为人们普遍具有的依附从属心态，这对于国家政治文化的影响不可低估。
　　3．小农自然经济的成因
　　农业是整个声代世界决定性的生产部门，农业取得进步的地区，文化首先得以繁荣，此为世界史的通例。不仅巴比伦、埃及、印度和中国，都在大河养育下农业得以早发，文化得以早
　　兴，而且其他多数国家都经历过农业自然经济历史阶段。但让人不解的是，中国的小农业自然经济虽历经几千年发育而未得以升华，其自身酝酿的商品经济虽多有萌动，却始终仅“芽”而已。究其根源，可从客观与主观两方面得到一些答案。
　　客观方面，这种小农自然经济的长期存在可能与有的学者所称的中国“半封闭的温带大陆型社会地理环境”有关。黑格尔说：“历史的真正舞台所以便是温带，当然是北温带，因为地球在那儿形成了一个大陆，正如希腊人所说，有着一个广阔胸膛。”而中国正处在北半球的温带一暖温带。地理环境提供了相对适宜的自然条件，这是中国传统农业自然经济方式存在的先
　　决条件之一。
　　按照濒海性而划分的大陆民族和海洋民族的环境与生存方式，也能给人一些启示。希腊、罗马、斯堪的纳维亚诸国，英国、日本等都是海洋岛国，人民享有海运舟楫之便，因而商业往
　　来发达。由于他们的栖息之所为孤岛或半岛腹地，内在回旋空间的狭小促其拓展海外，故长期养成一种开放的文化心态。世界史学界已采用了“东地中海文明区”的概念，因为地中海作为“海上走廊”沟通了埃及、巴比伦与希腊之间、希腊与罗马之间的交往，增进了文化交流。相比之下，中国属大陆民族，先民自古生活于东亚大陆，东与东南濒茫茫沧海，西北临漫漫戈壁，西南傍依青藏高原。“这种一面临海(须知，这是古人难以横渡的太平洋，与地中海这样的内海不相同)其他三面陆路交通极不便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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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第一章  政治文化研究引论
一、政治文化研究的坐标位置
二、政治文化研究的平台
三、政治文化研究之国外概况
四、政治文化研究之国内进展
五、政治文化的六个禀性
六、政治文化的研究意义
第二章  中国传统政治文化的土壤
一、小农自然经济的长期延续
1．小农自然经济的性质
2．小农自然经济的后果
3．小农自然经济的成因
二、宗法族制的社会构造
1．宗法族制的实质
2．宗法族制的形成
3．宗法族制与国家生活的结合
4．宗法族制延续的原因
5．宗法族制的当代余墨
三、儒学的国家意识形态化
1．儒学与意识形态
2．理论逻辑的一致
3．情感逻辑的和谐
4．外力的推动
四、权力阶层的支配与匡约
1．对政治文化支配与匡约的原因
2．中外历史上的经验
3．传统的惯性
4．对一个案例的两点分析
第三章  家长本位的政治文化
一、父亲意象的衍射
二、迢迢相续的家长制精神
三、权威主义人格之一：皇权崇拜意识
四、权威主义人格之二：虚饰好伪倾向
五、权威主义人格之三：奴性仆从习惯
第四章  权力崇拜的政治文化
一、关于权力的理性分析
二、王权时代的权力诱惑
1．权力与特权
2．权力与土地
3．权力与商工
4．权力与读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