说是后记，其实是一篇中记，乃是本人在翻译过程中突有感触和冲动之记载。<br> 首先，非常感谢苏力教授给我这个继续学习、研究波斯纳的机会。当然，这无疑也是一个品尝艰辛的机会，尤其是在这段也许可谓一生之中最繁忙劳累的时刻。而追根溯源，还得感谢波斯纳法官（虽然他本人并不知道），是他的作品––––本人所翻译的《证据法的经济分析》––––使得我能够进入苏力先生的视野。进而，波斯纳法官还慷慨地把他这本著作原稿的电子版发送给我，为本人翻译和文稿编辑、尤其是表格编排提供了便利，并节省了大量时间。<br> 然而，我翻译它，也并非仅仅因为苏力教授的厚爱和指派，更为至关重要的，乃是因为爱。<br> 这是一本我喜爱的书。喜爱它，不只是因为它贴近本人广阔无际的兴趣；而且也由于波斯纳的慷慨陈词，就像其他公共知识分子一样，他说出了许多痛快淋漓的话语，那是你、我、他都不敢说的话，有些，当然也是在下的肺腑之言；进而，他也为诸如本人这样一位积极接近“知识分子”目标的年轻人，提供了一些更加便捷地追求声誉、以及避免声誉损失的路径，尽管他的话更多的是警醒和教训。此外，喜爱，还可以是无需诉诸理由、陈述原因的；喜爱，也可以仅仅只因为“波斯纳”这个品牌；喜爱，还可仅仅只是––––以爱的名义。<br> 我尊敬的导师，张卫平教授，对知识分子著述的广泛兴趣直接影响到我。这种影响和教诲，无论如何估计都是绝不过分的。而令人印象深刻的是，许久前他便说过，象“今日说法”这样的节目不可做得太多，即所谓“公共性越多，知识性越少”。<br> 苏力教授对译稿作了诸多校正，走此深表谢意，但是翻译的错漏当然由我个人负责。译者水平有限，请读者批评指正。我亲爱的兄弟、亲密的战友，徐昀，一年之前，我们有过愉快的学术合作，共同翻译了波斯纳的《证据法的经济分析》。此番，他念及兄弟情谊，又给予大哥不胜枚举、不计名利、无私的共产主义援助。刚刚得知，他考上清华大学法学院，并成为我正宗的师弟。他的导师是王亚新教授，王亚新先生于我而言，虽不据导师之名，却有谆谆教育之恩。北京工商大学的王琳小姐，河北经贸大学的傅诚刚先生，为本人做了大量的辅助性工作，在此深表谢意。<br> 我的夫人，郑晓静女士，最大限度地发挥了内助作用，同时也为我分担了部分的文稿处理工作。尤其值得感激的，是在我埋头沿着崎岖的“智识”路径朝向“知识分子”的山峰攀登之时，她，多年以来，近乎独立、悉心细致地培养和教育着一位未来的“知识分子”––––徐鉴劲小朋友。如今，我的儿子鉴劲，他的“智识性”已经依稀可辩，朦胧之间，我似乎已然见到：那一丝聪慧、一丝天真、一丝狡诘、一丝启迪……他俨然就像是一位小小“公共知识分子”，几乎可以就一切的一切发表高见，并视角独到，想像无限，且偶而还相当自信地声称，“你们连这也不知道？”这一切，朦胧而真实，在我翻译这本《公共知识分子》的时候，时常地浮现在我的脑海之中，与那些世界著名知识分子的言论及其批判交织在一起……<br> 应该交待的是，我的儿子生于公元1997年8月16日，快到5岁了。由于学业繁忙，很少顾及他，欠了他好多好多礼物，故而想把这本书献给他，作为2002年春天的祝福。不过，如同我的其他礼物一样，在春天承诺送出，也许要到秋天才能收到。和这礼物一道，我还打算送给他——那一片蓝蓝的大海……<br> 故事的发生是这样的：另外一位朋友，也姓王名琳，偶然之机会令我们相遇，他便是网络大虾天涯法网（请频繁点击： 当然，论及我儿子的智识性，那只是一种期望（也可算是幽了“公共知识分子”一默），正如我的父亲母亲对我的期望一样。本人之所以选择，并不断努力地接近“知识分子”之目标，乃是基于他们长期的培养和教育。虽然自从我十年前读研以后，便一直与父母分多聚少，但纵隔万水千山，他们连同他们的孙子，却一直构成了我生活和学习的精神支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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