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祖望（1705～1755） 清代学者、文学家。字绍衣，号谢山。鄞州（今浙江宁波）人。雍正七年（1729）贡生，三年后中举。乾隆元年（1736），荐举博学鸿词，同年中进士，选翰林院庶吉士。次年即返里，后未出仕，专事著述。曾主讲于浙江蕺山书院、广东端溪书院。 全祖望上承清初黄宗羲经世致用之学，勤奋攻读，博通经史，为清代浙东史学名家。他"负气忤俗"，"其学渊博无涯□"（李元度《全谢山先生事略》）。全祖望尤多留意于南宋和晚明文献，虽贫病而著述不辍。他37岁时三笺《困学纪闻》，42岁时补辑《宋元学案》，45岁至48岁的晚年仍朝夕不倦地七校《水经注》。临终前还自编文集。 全祖望生活的时代，整个社会弥漫着一股空疏不实的学风，清初稽古洽闻之士，至康熙中叶凋零殆尽。鉴于当时学人多从事帖括之业或词章之学的弊病，他发出“求其原原本本，确有所折衷而心得之者，未之有也”（《鲒埼亭集·翰林院编修赠学士长洲何公墓碑铭》）的感叹。这一时期程朱理学占据学术主流，但那些自命为朱学的人，议论迂阔陈腐，只知“奉章句传注而墨守之，不敢一字出于其外”，结果形成“朱学反自此而晦”（《鲒埼亭集外编·横溪南山书院记》，以下书名省略）的局面。而社会上流行的陆王心学，则往往“高谈性命，直入禅障，束书不观，其稍平者则为学究，皆无根之徒耳”（《外编·甬上证人书院记》）。全祖望试图扭转这种学术风气，严厉批评宋元以来“门户之病，最足锢人”的弊端（《外编·杜洲六先生书院记》），确立了学贵自得、融会百家的治学宗旨。 全祖望学贵自得、融会百家的思想有着丰富的内涵，堪称其一生的学术总结。他特别反对一味拾人牙慧、步人后尘，或墨守一家、囿于成说，从而失去自己独立思考的品性和学术创新空间的做法，赞誉元代吴澄的学术兼收朱熹、张载、吕祖谦、陆九渊之长，治学不墨守一家，而是“以求自得，不随声依响以为苟同”（《外编·城北镜川书院记》）。在他看来，自得之学当是汲取百家之所长，再经过自己悉心揣摩、加以融会，从而获得属于自己的真知。全祖望高度评价明代黄润玉的学术成就，将其与明代大儒陈献章相提并论。清初黄宗羲曾评价陈献章的学术“要归于自得”（《明儒学案·师说》）。在全祖望看来，黄润玉治学同样是“皆其心之所自得，而非浮虚剽袭之言”（《外编·黄南山先生传家集序》）。黄润玉“所以为朱学之羽翼者，正不在苟同也”（《外编·横溪南山书院记》）。全祖望还赞许宋代史蒙卿治学虽以程朱理学为宗主，却能够“独探微言，正非墨守《集传》、《章句》、《或问》诸书以为苟同者”（《外编·甬东静清书院记》）。可见自得之学、融会百家是全祖望治学所追求的一种很高的境界，其中闪耀着不立门户、不定一尊的思想光辉，充分表现出对前贤的尊重与继承。 全祖望把自己所主张的自得之学与两种虚假的“自得之学”区别开来，并对它们进行了批判。其一，脱离真知的“自得”。他指出：“正献之言有曰：‘学贵自得，心明则本立。’是其入门也。又曰：‘精思而得之，兢业以守之。’是其全力也。槐堂弟子多守前说，以为究竟，是以稍有所见，即以为道在是，而一往蹈空，流于狂禅。”（《外编·城南书院记》）这种“稍有所见，即以为道在是”的“自得”，实质是蹈虚空言，被全祖望斥为游谈无根之学。他引宋元之际王柏之言，对这种“自得”的实质与危害作了深刻揭露，指出“孟子之所谓自得，欲自然得于深造之余，而无强探力索之病，非有脱落先儒之说，必有超然独立之见也。举世误认自得之意，纷纷新奇之论，为害不少”（《宋元学案·北山四先生学案》）。其二，以他人之见矜为“自得”。宋代昆山卫湜荟萃百家，纂成《礼记集说》一百六十卷。是书采撷广泛，但作者不置一语于其中。对此，卫湜自己坦言：“他人著书，惟恐不出于己。予之此编，惟恐不出于人。”全祖望对这种诚实态度倍加赞许，认为是“至哉言乎！世之狗偷獭祭以成书，矜为自得，或墨守一家坚辟之学者，其亦可以已矣夫”（《外编·跋卫栎斋礼记集说》），给那些以掠人之美为“自得”的无耻之徒敲响了警钟。 针对以上两种积弊，全祖望提出“躬行”实践的主张。他认为既然有蹈空虚说之存在，则“论人之学，当观其行，不徒以其言”（《外编·碧止杨文元公书院记》），强调不能仅据其人之言而论其学，应当在实践中对其学说进行考察。自得之学，必须验之于躬行，“苟非验之躬行，诚无以审其实得焉与否”（《外编·石坡书院记》）。通过躬行实践，则狂禅之自得就不攻自破了。这种精神，渗透在全祖望一生的学术实践之中。他为黄宗羲辑补《宋元学案》，堪称是贯彻其学术宗旨的典范。全祖望对《宋元学案》的续修工作主要包括三个方面：一是在内容上有所增补。《宋元学案》共有91个学案，其中属于全祖望增补的共计32个，凡33卷，约占全书所立案卷的三分之一。经他增补之后，宋元学术的主流与支流均得到充分反映，学术思想发展的面貌更为全面。二是对黄宗羲的原本加以“修定”、“次定”、“补定”，考订其中的失误。全祖望不为黄宗羲的失误隐讳，明确地指出原书中存在的不足，在各学案中不存门户之见，客观叙述各家各派学术利弊得失，达到了融会百家的目的。三是完善了学案体例。全祖望将史“表”运用到学案体裁之中，每一学案内先立《学案表》以揭明学术源流，这是一个创举；同时增订并精心撰写《序录》，概括评价各派学术。他在对待各学派的态度上比黄宗羲更为开放，持论往往较黄宗羲更为博大平恕。经过全祖望续修的《宋元学案》，不仅成为中国学术史著作成熟的标志，而且反映出融会诸说、不定一尊、注重独创的治学精神，深为学者所推崇。除此之外，全祖望七校《水经注》、三笺《困学纪闻》的学术实践，也是对其学贵自得、融会百家治学思想的最好注解。正因为如此，全祖望对于清代学术风气的转变所起的作用至为关键，而他的思想认识以及学术见解，对于今天的学者治学也不失为一种有益的借鉴和启示。 全祖望写了不少传记散文。碑铭如《忠介钱公第二碑铭》、《二曲先生窆石文》、《亭林先生神道表》、《梨洲先生神道碑文》、《前侍郎桐城方公神道碑铭》、《厉樊榭墓碣铭》等，是记叙清代重要人物和学术文艺的重要文章。传论如《庄太常传》、《陈同甫论》、《明庄烈帝论》，记序如《浦阳江记》、《梨洲先生思旧录序》，简帖如《心丧□子答鄞令》，以及其身后门人所编文集《外编》中的《初查白先生墓表》、《梅花岭记》、《华氏忠烈合状》、《屠董二君子合状》、《江浙两大狱记》等文，也都不是寻常之作。但全祖望某些持论也有偏激之处。他的文章不拘成法。有人讥其对古文"粗识藩篱"，"叙述不中律度"（谭献《复堂日记》）等等，其实是忽视内容、过于推敲形式的批评。全祖望的诗歌多注意评骘人物，表彰忠义，但嫌议论过多，笔较质直。
展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