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为传统中国文化的基本成份之一，道教在西方是最后被发现和研究的。大约在1950年，戴密微（Paul Demieville 1894—1979）发表了马伯乐（Henri Maspero 1883-1945）的遗著。从那时起，人们才开始共同严肃地从道教本身的资料出发去理解道教。之所以对道教的这种认同姗姗来迟，更多地是由于思想上存在一种盲点，而非事实上有障碍。在十七、十八、十九世纪的欧洲，中国的形象是由基督教传教士塑造的。由于受过儒家老师的教诲，这些传教士给欧洲人描绘的中国文明与中国人的实际生活并不一致，它更像一个虚无缥缈而井然有序的儒家理想社会。传教士们把自己亲眼所见中国人实际信奉的宗教作为“迷信”而加以蔑视，认为与基督教不可相提并论。除了那些受到儒生们敬奉的经典外，他们对道教始终熟视无睹。因此，自1820年雷慕沙（Abel Remusat）翻译《道德经》以来，《道德经》已用欧洲的所有主要语言翻译了远远超过一百次（参见奥Au和罗Rowe 1977）。再有，传教士们无力分辨道教与民间崇拜。在他们看来，不明显地属于佛教的所有宗教现象，就是曾为纯老庄道家哲学的东西世俗化和堕落之后的残存者。这种误解非常顽固，它为中国精英阶层所特有，而传教士们梦想去除迷信，使人皈依基督教，创造一个崭新的“儒教”中国，从而使这种误解得以延续。它传播甚广，远非只是当初基督徒的看法（甚至《不列颠百科全书》的“道教”词条亦持此观点，包括第14版在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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