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博贤、胡汉民的主要贡献表现在1915-1920年唯物史观的启蒙方面。李大钊、陈独秀、李达在唯物史观的启蒙中也做出了突出贡献。
陈博贤，字博生，福州人，著名报人。“五四”时期任北京《晨报》记者和副刊编辑，曾兼任该报驻东京特派员。前后发表了许多通讯、时评、论说和译著，为“五四”时期唯物史观的启蒙作出了重要贡献。影响较大的是他1919年5月所译河上肇《马克思的唯物史观》一文。该文是当时唯物史观启蒙的最重要的文章之一，它节译了《共产党宣言》第一节和《（政治经济学批判）序言》，不仅为唯物史观的启蒙提供了原文，而且为当时的中国人提供了全新的历史观和方法论概要。
胡汉民（18791936），字展堂，广东番禺人，著名的资产阶级革命家和理论家。“五四”时期，在上海主编国民党理论刊物《建设》杂志。1919年12月，在该杂志发表了《唯物史观批评之批评》-文。这篇2万多字的文章阐述了唯物史观创立的历史条件和历史意义，认为唯物史观的创立开创了一个新的思想时代，“差不多划一个新纪元，许多人拿来比达尔文的进化论，确是有同等的价值”。胡汉民还首次深刻地分析了马克思主义哲学的阶级性，认为“唯物史观是平民哲学、劳动阶级的哲学”。他以理论仲裁人的身份反驳了国内外资产阶级学者和机会主义者对唯物史观的多种非难，还以2000多字的篇幅节译了《神圣家族》等8本哲学著作和恩格斯1889年致布洛赫、1894年致瓦·博尔吉尔斯的两封通信。这篇文章是“五四”新文化早期唯物史观启蒙方面，最具理论化、系统性的，并最具理论深度的力作。历史影响自然无须赘言。
继唯物史观的启蒙之后，1920-1923年，唯物史观进入广泛传播的历史时期。李大钊、陈独秀、李达、施存统、毛泽东等人做出了突出贡献。
早在唯物史观的启蒙时期，李大钊就发表了《庶民的胜利》的演讲和《布尔什维主义的胜利》的文章，这是马克思主义在中国传播的最早的文献之一。次年（1919年）5月，李大钊又主编了《新青年》“马克思主义研究专号”，发表了一组宣传唯物史观的文章。特别是他的《我的马克思主义观》一文，是我国马克思主义者撰写的第一篇系统介绍马克思主义的文章，也是马克思主义中国传播史上的最重要的早期文献。
1920年以后，在唯物史观的广泛传播期，李大钊的突出贡献是把唯物史观搬上了北京大学历史系、政治系和经济系的讲坛，并在《史学思想史讲义》中，针对中国历史上孔孟之徒言必称尧舜，老庄之徒言必称黄帝，墨翟之徒言必称大禹，许行之徒言必称神农，英雄史观左右人们头脑的状况，突出宣传了唯物史观关于人民群众创造历史的原理。
1920年8月，从日本留学回国的李达，也加入了传播唯物史观的队伍中，并于1921年春出版了《唯物史观解说》（原作者是荷兰社会民主党左派领袖郭泰，即格尔曼·果特（1864-1927》、《马克思经济学说》（原作者是考茨基）和《社会问题总览》（原作者是日本学者、《资本论》日译者高皇素之（1886-1928》三部译著。这三本书正是马克思主义三大组成部分的通俗介绍。
几乎与此同时，施存统（1899-1970）在应用唯物史观批评无政府主义方面作出了突出贡献。在《我们要怎么样干社会革命》①一文中，施存统指出，无政府主义者以炸弹，手枪为武器的少数人暴动，虽然看似“急进”，但也无法得到革命的成功。中国革命只有将政治革命和社会革命结合起来，推翻现政府，自己跑上支配阶级的地位，凭借政权优越性，再去改变经济组织，才能取得最终胜利。特别难能可贵的是施存统还谈到对待马克思主义的态度问题。他深刻地指出：马克思主义本身“并不是一个死板板的模型。所以我以为我们只要遵守马克思主义的根本原则就是了；关于枝叶政策，是不必拘泥的”。又说：“我以为我们研究一种学说一种主义，决不应当‘囫囵吞枣，‘食古不化，，应当把那种主义那种学说底精髓取出。”如此冷静的分析和独到的见解，即使在今天看来，也实属不易。
此外，陈独秀的《谈政治》、《马克思学说》、毛泽东的“新民学会”会友的通信，对唯物史观的广泛传播也起到了重要的历史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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