吾著此篇之动机有二:其一,胡适语我:晚清“今文学运动”,于思想界影响至大,吾子实躬与其役者,宜有以纪之。其二,蒋芒需震著《欧洲文艺复兴时代》新成,索余序,吾觉泛泛一序,无以益其善美,计不如取吾史中类似之时代相印证焉,庶可以校彼我之短长而自淬厉也。
余于十八年前,尝著《中国学术思想变迁之大势》,刊于《新民丛报》。
有清一代学术,可纪者不少,其卓然成一潮流,带有时代运动的色彩者,在前半期为“考证学”在后半期为“今文学”,而今文学又实从考证学衍生而来。故本篇所述,以此两潮流为主,其他则附庸耳。
“今文学”之运动,鄙人实为其一员,不容不叙及。本篇纯以超然客观观之精神论列之,即以现在执笔之另一梁启超,批评三十年来史料之梁启超也。其批评正当与否,吾不敢知。吾惟对于史料上之梁启超求忠实,亦如对于史料上之他人之力求忠实质已矣。
篇中对于平生所极崇拜之先辈,与夫极尊敬之师友,皆直书其名,不用别号,从质家言,冀省读者脑力而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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