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实，先民对于“语言”的思考在所谓的“哲学突破”之前，恐。陷并非如同后世“工具”观点下的看法，而应该具有“神圣性”的性质，正如罗素（B.Russell）在《人类的知识》一书所提的：“语言也像呼吸、血液、性别和闪电等其他带有神秘性质的事物，从人类能够记录思想开始，人们就一直用迷信的眼光来看待它。”罗素的说法表明“语言”在初民的认识中应该分享着那不可测、不可知的伟大力量的性质，这样的观点在许多宗教的经验中，迄今仍然保留着。唐君毅论述古代中国思想的“语言”观时，也注意到有种“咒语”所表现的神秘性质，是具有一些神秘力量。当然，唐先生所谈的“咒语”问题，未必即是本文所论的另一种“语言”观。因为原始语言的神圣性或神秘性的表现形式是纷然而多端的，其主要特征（主体与客体无分）只要能被彰显出来，均可属于原始语言，而未必以咒语的表现方式方可算是。
经由上述的说明，我们可以发现在古代中国的“语言”主张，应该存在着一种颇为特殊的“语言”形态。不过，这种特殊的“语言”形态是否真如唐君毅所言“语言崇拜”的宗教意涵而已呢？其中是否有更多未被抉发的意义呢？以及在哲学突破的理性化浪潮中，这类型的语言观以何种方式保存于后世？或是变形？或是彻底地被抛弃？这些都值得我们深加研究。
当然，从我们将“语言”作为一种“达意”的工具时，便已预设了一个认知主体与认知对象的分别，因为意之被达必先经由我们的感觉能力，行使接物的工作，收摄于主体的统合之后，再命之以某名、-或出之以某言，“意”才有被“达”的可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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