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复旦大学哲学系成立五十周年之际，《复旦哲学评论》第三辑出版了，这也算是一份小小的纪念。五十乃知天命之年，回首哲学系的五十年，如同国内其他哲学系一样，很多时候是在政治风云中曲曲折折度过的，改革开放之后，才又回到学术。哲学确实肩负着时代洞察与批判的责任，但思想唯有以学术为载体，透过学术自身的规律，才得以深化和推进。在学术波澜不惊的背后，潜藏着思想变迁的轨迹。开放的时代，学术亦是开放的，我们如何能够借两岸三地以及海外学人的资源，在汉语的学术界内部，慢慢形成共同的学术共同体，形成汉语的学术规范，形成汉语学术界有效的学术交流。这些问题都值得我们细细省思。学术的天命也许就会在这样的土壤上自然地呈现出来。 　　《复旦哲学评论》是要为哲学的学术交流提供一个平台，通过学术的对话，推进思想的深入，在这一辑，我们形成了若干组文章，比较集中的，一是关键佛学的，一是有关现象学的。《复旦哲学评论》今后每辑都将有一些专题性的、比较深入的文章发表，以此来形成共同的话题以及内在的对话态势。

　　南宋后期，道学开始为官方所接受，逐渐成为统治思想。到元脱脱修《宋史》，在“列传”类中特意新辟了《道学传》，于是“道学”之名正式有了学派的意义。《宋史·道学传》基本上就是以朱熹《伊洛渊源录》的界定来收列人物的，即以周敦颐、程颢、程颐、张载、朱熹为主线。这样一来，“道学”所指的范围大大缩小了，它成为专指学界习称的“程朱”派的“理学”而不及其余。 　　不过，学界并没有完全遵从《道学传》的这一说法。许多学者言及“道学”时，不一定仅指“程朱”派的“理学”。如冯友兰就一直称“宋明道学”，而不称“宋明理学”，他还专门为此写过辨析文章。⑩冯先生把“道学”规定为“本来是一个时代思潮的名称”，它不仅指“程朱”派“理学”，也包括“陆王”派的“心学”。在此意义上，它又成为与南宋开始流行起来的“理学”之名相通了。二、“理学” 　　“理学”之名，也非自宋代始，两晋南北朝时的佛教徒就曾用“理学”来指称佛教中的义理之学。如东晋的佛教徒宗炳称后来被尊为净土宗初祖的慧远：“远和上（尚）澄业庐山，……高洁贞厉，理学精妙，固远流也。”④ 　　自南宋开始，“理学”逐渐被用来指称从宋代开始形成的新的儒学形态。前引陈谦语即是例证之一，类似的说法在南宋人中实有不少，我仅以陆九渊为例。陆氏尝言： 　　秦汉以来，学绝道丧，世不复有师。以至于唐，日师、日弟子云者，反以为笑，韩退之、柳子厚犹为之屡叹。惟本朝理学，远过汉唐，始复有师道。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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