邱守娟，1981年毕业于北京大学哲学系，获哲学硕士学位。现任北京市社会科学院研究员，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史学会理事。主要著作有：《毛泽东哲学思想研究》、《资本论》、《苏联社会哲学研究》、《历史唯物主义研究备要》、《二十世纪马克思主义史》。主要译作有：《历史唯物主义与文化范畴》、《俄罗斯思想》、《文化概论》。发表论文数十篇。

    《毛泽东的思想历程》是以毛泽东同志的思想历程为线索的，对毛泽东同志从青年时期寻求救国救民真理的具体探索到晚年发生错误的认识根源等进行了较全面的阐述和分析。同时，以《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为根据，科学阐述了毛泽东思想的历史地位和历史作用，充分肯定了毛泽东同志本人在毛泽东思想形成过程中不可替代的决定作用，深刻论证了不能把毛泽东同志晚年错误同毛泽东思想的科学价值对立起来的道理所在。
    较好体现了历史和逻辑的统一、理论和实践的统一。该书没有沿用从著作到著作的分析方法，而是结合毛泽东同志的实践活动和我们党的历史，对一些重大思想理论问题作出分析和评价。比如，对于毛泽东同志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问题上的贡献，该书不是仅仅停留在著作上作论证，而是通过分析毛泽东同志提出的武装斗争、统一战线和党的建设这三大法宝来阐发。这样来阐述毛泽东同志的思想历程，不但主题鲜明，而且生动具体。
    充分利用了新的研究成果。这些年，有关毛泽东同志的文献、文稿、笔记、书信、传记、年谱大量出版，这为不断深化对毛泽东同志和毛泽东思想的研究奠定了坚实基础。作者勤于读书和思考，注意吸收和利用新的研究成果，从而使该书做到了既内容丰富又有所创新。比如，作者对毛泽东同志关于苏联哲学教科书批注的认真研读和独到分析，就体现了这一点。

    青年毛泽东虽然不可避免地受到中国传统文化的影响，但他从来就不是中国传统文化的卫道士，而是中国传统文化的叛逆者。因为，他不是生活在中国封建社会稳定发展的时代，而是生活在中国正在遭受帝国主义的武装侵略，正在由封建社会向半封建半殖民地，以至殖民地社会急剧转变的时代。外来文化的猛烈撞击，中西观念的尖锐对比，古今中外各种思潮相互交融和冲突，对人的思想产生了多方面的极其复杂的影响。毛泽东当然也不例外。
    早在少年时代他就对中国古代的“四书五经”不感兴趣，而喜欢读传奇小说，特别是关于造反的故事。在读这些小说和故事的过程中他发现一个问题，这就是，书中不写种地的农民，人物都是勇士、官员或者文人学士，都是颂扬人民的统治者。这个问题引起过他长久的深沉的思索。如果说，离开韶山，奔赴新式学校，是青年毛泽东对西方先进科学文化的追求和对中国传统教育制度的反叛，那么参加革命军，投身革命，则是他对先进政治制度的追求和对中国封建君主制度的反叛，而他关于“吾国之三纲在所必去”的思想在某种程度上已经击中了封建社会意识形态的要害，可以看做是对封建思想统治的反叛。
    然而，在历史观上他却未能达到这种反叛。这是因为，他当时能够接触到的用以反抗中国传统文化的所有先进思想在历史观上都是唯心史观。西方资产阶级在反封建斗争中能够创造前所未有的生产力和比封建制度更先进的政治体制，但是由于阶级的局限却未能提出更先进的历史观。由此决定近代中国向西方寻求真理的先进知识分子在接触马克思主义之前，在历史观上不可能有新的突破。这是时代的局限。不仅是青年毛泽东，就连当时被他视为英雄人物的康有为、梁启超、孙中山、陈独秀等人也都未能摆脱这种局限。
    康有为在历史观上主张变易和进化。他写了《大同书》，认为人类社会的进化发展最终必然达到理想的“大同”世界。但他又认为，历史的进化只能靠人们的精神力量，主要是统治者和富人扩充其仁爱精神，泯灭社会矛盾去实现。因此，他没有找到也不可能找到实现“大同”世界的现实力量。
    梁启超提出了《新民说》。他认为，近代中国所以“积弱”，主要是因为国民愚昧落后、道德败坏，缺乏国家思想、权利观念和自治能力。因此，中国的根本出路就在于改变人心道德，造就新的国民。
    孙中山把人分为“先知先觉”、“后知后觉”和“不知不觉”三类。他认为，先知先觉者创造发明；后知后觉者仿效推行；不知不觉者只是竭力乐成。他也不懂得人民群众在历史发展中的作用。
    陈独秀倡导的新文化运动其主题是以西方的个人主义取代中国传统的封建集体主义，在历史观上仍然是英雄史观。他在《新青年》上撰文指出，中国传统文化以家族为本位，西洋近世文化则以个人为本位。以家族为本位，个人无权利，一切听命于家长。在这种社会里，以忠孝为美德，为民族一贯之精神。其恶果，损坏了个人独立的人格；窒息了个人思想的自由；剥夺了个人法律上平等的权利；养成了依赖性，戕贼个人的生产力。在这种文化传统下很难产生超群拔世的英雄，而没有英雄的民族是不能振奋的民族。与此相反，西洋民族是彻头彻尾个人主义的民族，其一切伦理、道德、政治、法律，社会所向往的，国家所祈求的，不过是个人自由权利与幸福而已。在这种文化中人人个性自由、独立发展，伸张自我之权威，仰望舍身济人成为英雄。一旦民族有难，必出非常之人，一呼同族皆应。这样的民族是决无败亡之理的。
    康有为、梁启超、孙中山、陈独秀都在不同程度上看到了中国传统文化与西方近代思想的差距。为了缩小这种差距，使国家强大起来，他们引进西方进化论、自由、平等、积极进取和个人主义等先进思想，但在历史观上都没有离开唯心史观。他们作为青年毛泽东崇拜过的人物，在思想上对他产生的影响是十分明显的。
    
    
    毛泽东在读斯大林《社会主义经济问题》时最注意的是前三章，其中第二章和第三章是关于社会主义制度下的商品生产和价值规律问题。他之所以着重研究这些问题，是因为当时出现了一种企图消灭商品生产的趋势。有些人把商品生产、商品流通和价值规律看成是资本主义的范畴。他们要搞社会主义，于是就小心谨慎地回避这些范畴。他们急于过渡到共产主义，于是就主张取消商品生产，废除商业，实行产品调拨。这种趋势的出现不是偶然的，有着深刻的社会历史原因。
    中国是一个商品生产很不发达的国家，历经数千年的封建社会，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一直占主要地位。古代中国虽然也有商品交换，但在整个经济生活中不起决定作用。近代中国商品生产的发展是与外国资本主义的人侵分不开的。外国资本主义的入侵，一方面破坏了中国原有的经济基础，刺激了中国商品生产的发展；另一方面他们又通过军事、政治、经济、文化等各种手段发展自已的商品生产，压制中国的商品生产。
    商品生产的不发展决定了商品观念的不发展。再加上中国共产党长期处在被敌人分割封锁、交通不便、经济落后的农村根据地从事革命战争，其商业眼光不可避免地受到更多的限制。因此，在建国后的一段时期，共产党对于商业更注重于调整、限制和改造，而不是发展。1956年毛泽东在《论十大关系》中谈了十个问题，却几乎没有提到商品生产和商业。
    社会主义革命来得急促。当中国农村在短短几年的时间里完成了由互助组到合作社再到人民公社的历史跨跃，中国农民由几千年来的个体生产者一下子变成集体生产者的时候，在大跃进的感召下，人们很容易产生一种错觉：似乎可以废除商品生产，不要商品交换，无视价值规律，一下子跨跃整个商品生产阶段，直接进入共产主义。
    毛泽东在斯大林的书中得到了否定的答案。斯大林说，某些同志引证恩格斯的话断定，党在取得政权并把生产资料收归国有以后应当消除商品生产，这是“大错特错”的。他指出，思格斯在《反杜林论》中所说的“一旦社会占有了生产资料，商品生产就将被消除，而产品对生产者的统治也将随之消除。”这句话没有明确指出，究竟是社会占有一切生产资料，还是只占有一部分生产资料，即一切生产资料转归全民所有，还是仅仅一部分生产资料转归全民所有。因此，对于这句话人们可以作出不同的理解。但是，恩格斯在《反杜林论》的另一个地方又讲到占有“一切生产资料”和占有“全部生产资料”。据此可以说，恩格斯所指的不是把一部分生产资料，而是把一切生产资料收归国有。在这种情况下，消除商品生产当然是正确的。
    
    
    后来，毛泽东关于“文化大革命”的理论和实践再次违背了实事求是的精神，然而这一次他却始终未能认识错误。在长达十年的时间里，毛泽东为了领导运动发表过许多讲话和指示，却几乎不再提实事求是。虽然他也有“思想上政治上的路线正确与否是决定一切的”这样的提法，提醒人们对错误路线保持警惕，但是他认为，自己发动和领导“文化大革命”的路线是正确的。由于林彪、“四人帮”制造的精神枷锁禁锢着人们的头脑，那时人们也把毛泽东本人视为正确路线的代表，认为毛主席的话句句是真理，永远是正确的。人们不去设想也不敢提出，毛泽东本人同样存在“思想上政治上的路线正确与否”这样的问题。
    当历史掀开新的一页的时候，恢复实事求是的精神遇到很大阻力。由于长期以来的精神束缚，人们的思想处于一种僵化或半僵化状态。“两个凡是”就是这种僵化状态的典型表现。为了克服阻力，邓小平提出要解放思想。他指出，实事求是、一切从实际出发、理论与实践相结合是马克思主义的根本观点和根本方法，也是毛泽东思想的出发点和根本点。实事求是是毛泽东思想的精髓。所谓高举毛泽东思想的旗帜，就是要从现在的实际出发，充分利用各种有利条件，努力实现社会主义的四个现代化，而不是去搞“两个凡是”。“如果我们只把过去的一些文件逐字逐句照抄一通，那就不能解决任何问题，更谈不到正确地解决什么问题。那样，即使
    我们口头上大讲拥护毛泽东思想，实际上也只能是违反毛泽东思想。我们一定要肃清林彪、‘四人帮’的流毒，拨乱反正，打破精神枷锁，使我们的思想来个大解放”。
    1978年理论界开展的关于真理标准问题的讨论极大地促进了人们的思想解放。在这场讨论中，“实践是检验真理的惟一标准”与“两个凡是”的对立被提升到思想路线的高度来认识。对此邓小平予以充分的肯定。他指出：“目前进行的关于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问题的讨论，实际上也是要不要解放思想的争论。大家认为进行这个争论很有必要，意义很大。从争论的情况来看，越看越重要。一个党，一个国家，一个民族，如果一切从本本出发，思想僵化，迷信盛行，那它就不能前进，它的生机就停止了，就要亡党亡国。这是毛泽东同志在整风运动中反复讲过的。只有解放思想，坚持实事求是，一切从实际出发，理论联系实际，我们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才能顺利进行，我们党的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理论也才能顺利发展。从这个意义上说，关于真理标准问题的争论，的确是个思想路线问题，是个政治问题，是个关系到党和国家的前途和命运的问题。”
    1978年12月召开的中国共产党第十一届三中全会，通过肯定和支持关于真理标准问题的讨论，带领全党冲破个人崇拜和“两个凡是”的精神束缚，实现了党在思想路线上的拨乱反正。
    1979年1月18日胡耀邦在理论工作务虚会上的讲话中明确地把实事求是称为思想路线。他说：“当前理论宣传战线的一个突出问题，是有相当数量的同志思想还处于僵化或半僵化的状态。少数同志甚至掉队了，离开了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设禁区，下禁令，成为解放思想的阻力。”同年7月29日邓小平在接见海军党委常委扩大会议全体同志的讲话中进一步阐述了党的思想路线。他说：“就全国范围来说，就大的方面来说，通过实践是检验真理唯一标准和‘两个凡是’的争论，已经比较明确地解决了我们的思想路线问题，重新恢复和发展了毛泽东同志倡导的实事求是、理论联系实际、一切从实际出发的思想路线。”
    1980年2月邓小平在中国共产党第十一届五中全会第三次会议上专门谈了思想路线问题。他说：“马克思、恩格斯创立了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思想路线，毛泽东同志用中国语言概括为‘实事求是’四个大字。实事求是，一切从实际出发，理论联系实际，坚持实践是检验真理的标准，这就是我们党的思想路线。”
    邓小平关于思想路线的论述在中国共产党第十二次全国代表大会上成为全党的共识，并被郑重地写进党章。十二大通过的《中国共产党章程》在总纲中规定：“党的思想路线是一切从实际出发，理论联系实际，实事求是，在实践中检验真理和发展真理。”从那时起，这一明确、具体、规范的提法在党章中一直得到延续使用。除此之外，为了简明扼要，邓小平在有些场合也采用“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这一简略的提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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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第一章 寻求救国救民的道理
第一节 最初的政治觉悟
一、农民的儿子
二、心灵的震撼
三、国家兴亡，匹夫有责
第二节 教育救国
一、叹"国家之愚"
二、人的本源在于有知识
三、此路不通
第三节 崇拜英雄
一、崇拜康有为和梁启超
二、接受孙中山的民主革命思想
三、佩服陈独秀
四、英雄人物探源
第四节 实现自我
一、期间成为英雄
二、个人主义和现实主义
三、付诸实施
四、积极的人生追求
第五节 历史的局限
一、唯心史观
二、中国传统文化的影响
三、时代大潮的裹挟
四、受教于老师

第二章 转向马克思主义
第一节 五四时期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传播
第二节 围绕马克思主义展开的三个论战
第三节 曲折的转变之路
第四节 接受马克思主义

第三章 超超陈独秀
第一节 陈独秀：贡献与失误
第二节 瞿秋白的理论贡献
第三节 《中国社会各阶级的分析》
第四节 《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

第四章 与教条主义的作坚决斗争
第五章 把马克思主义中国化
第六章 辉煌的篇章
第七章 新民主主义理论
第八章 社会主义初探
第九章 晚年失误的认识论原因
第十章 中国人民的精神财富
主要参考文献
后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