卷首语：老影集里见外公/
　　1999年，我家经历一个多事之秋，爸爸突逝，妈妈大病，哥哥远在海外任所……撑起这个家的顶梁柱，骤然落在我这个刚工作几年的女孩肩上。怎么办？千头万绪，一时不知从何说起。
　　爸爸的死，缘于他在深圳遇车祸后骨折，做手术引发心脏病所致。我闻讯赶去，却没见到最后一面，这和1976年外公去世和1984年外婆去世时一模一样。而且，他是去广州参加纪念外公活动路上出事的。妈妈的病，始于战时的艰辛和异国的孤寂（用爸爸的话说，她没过一天好日子），但更多与痛失外公、外婆有关。有多少骄傲和荣耀，就有多少辛酸和悲凉，谁让她是毛泽东和贺子珍的女儿－李敏呐！
　　在我“豁出去”的急急奔走下，住院，报销，住房……，这些多年的“老大难”问题总算有了眉目。重站起来的妈妈翻开了人生新的一页，而刚刚卸下重担的我脑海中又产生了一些新的思考。她的病使我警醒，不了解外公，不了解外婆，也就不可能真正了解妈妈。而此前，也许是我的外公太伟大，也太特殊，我对他的了解其实并不比同龄人多到哪儿去。为此，我踏上了一条走进外公和外婆精神世界的独特人生之旅。
　　和大多数20世纪70年代出生者一样，我没有亲眼见过外公－毛泽东，他也没亲眼见过我－孔东梅。不过，我和外公的的确确“见过面”－妈妈把我的照片带去给他看，再把他的照片带回给我看。照片成了我们祖孙互相“交流”的惟一方式。尊敬外公、怀念外婆的我，经常翻开家里那本老影集，读着用胶片定格下来的那段金戈铁马却又缠绵悱恻的岁月。
　　本书把百年毛家分成四个家庭，一一叙述每个家庭中母亲与子女，妻子与丈夫，儿女与父亲不凡而又平凡的情感生活。让我们一起走进那个逐渐远去的，既熟悉又陌生的伟人亲缘世界吧……

　　孔东梅是毛泽东与贺子珍的外孙女，母亲是毛泽东长女李敏，父亲是解放军炮兵副司令孔从洲将军之子孔令华。我家老影集，同时也是一个中国家庭近百年来的影像史。可能，世上没有哪一家的影集，能收录这么多位名家大师的作品：斯诺夫妇、吴印咸、侯波、徐肖冰、杜修贤……，还有不计其数的，知名或无名的摄影师。多亏他们，让我不仅见到外公、外婆的身影，还能走进他们的心灵……

　　我的外公毛泽东大家可能知道，我外公小时候经常和曾外公发生冲突。至于原因，父亲脾气暴躁，儿子顽皮倔强；父亲对儿子劳动、生活、学业的严格要求；还有施舍与反施舍的义利之争，都是冲突的导火索。
　　外公在家里组织了一条“联合战线”，最重要的盟友当然是曾外婆。此外，他还尽力工作，小心记账，让曾外公抓不到把柄。此后，父子冲突是少多了，但分歧仍然存在。我觉得，这还是两代人的人生目标不同所导致的。
　　曾外公读过两年私塾，知道文化的可贵。他已计划好，将来把儿子送到湘潭一家米店当学徒。然而，一本《盛世危言》却改变了一切。它使外公萌生了要去山外世界看看的念头。１９１０年他要去邻县的湘乡东山小学读书，那是一所不教四书五经的新式学堂。
　　他知道父亲的态度，所以搬来了一切可以说服他的亲戚和师长。外公的表哥王季范说的“不读书就没有用”大概打动了曾外公的心思。接下来，外公的八舅愿意负担学费，他的儿子愿陪同外公上学。此时，曾外公开始用商人的现实思维考虑了，他说：泽东是湘潭人，到湘乡读书只怕有界线。
　　外公的老师一锤定音：现在到外国留学的都很多，何况到湘乡呢？这样，外公又一次胜利了。那年，外公１６岁。这是他第一次出门到离家五十里以外的地方。
　　后来，他又有了去省会长沙读书的机会，曾外公照例反对。但是，在外公的母亲、舅舅及表哥、老师等的大力支持下，曾外公终于同意资助儿子。外公得以最终完成学业，从而奠定了他成为２０世纪最伟大人物的起点。外公的原配罗氏她是外公家庭中最不为人知的一位成员。然而，这又是一个不可以被历史忽略、被后人遗忘的成员，她，就是外公的原配罗氏。
　　众所周知，外公有杨开慧、贺子珍和江青三位妻子，但这并不是历史全貌。外公在延安接受采访时，也谈过此事。
　　在《韶山毛氏族谱·世系表》（竹溪支）齿录卷十五中，我查到了毛氏家族对他第一次婚姻的最权威记载：“原配罗氏，清光绪十五年己丑九月二十六丑时生，宣统二年庚戌正月初二寅时殁，葬韶山南岸土地冲楠竹，酉山卯向。”
　　据此可知：罗氏生于１８８９年。这桩婚事，据我看来起码有两个成因：一是，毛罗两家是世交，罗氏祖母毛氏是外公祖父的堂姊妹，而罗氏之父与我的曾外公有生意往来，两家关系更加密切。二是，毛家有子无女（夭折两个），罗家有女无子（夭折六个），曾外婆身体不好，家事又颇繁重，找合适的大儿媳帮忙已是当务之急。
　　而罗氏嫁到上屋场毛家之后，且不提外公满意与否，至少公婆满意--据说她与婆婆和弟媳（泽民外公的发妻王淑兰）相处很好。
　　１９１０年大年初二，罗氏因病去世--有人说是患了痢疾，在缺医少药的农村，已是足以夺命的恶疾。当时她才２１岁。这年秋天，外公做出了离开韶山去湘乡读书的决定，从此开辟了真正属于他的人生新天地。?我的外婆贺子珍我两岁到六岁都在外婆身边度过。当时年纪小，外婆给我的印象并没有后来深。说来也怪，以往听外公的录音，和外公会面都能引起她病情的重大反复。而１９７６年外公去世，全国人民泪落如雨时，她却表现出惊人的平静。
　　现在回想起来，这是一次不亚于前两次的危机。只不过由于压抑较深，当时没有爆发，而分几年逐渐释放出来。只要外婆一发病，楼里马上就如无人居住般安静。
　　１９７９年外婆终于获准进京。为了这一天，她足足等了３０年。现在，她可以来了，可是……
　　北京对她而言，一来意味着丈夫，可他已在三年前离开了人世。而只要他活着，自己就不能去。这个悖论使两位老人一直痛苦着。二来意味着国家，就像当初她不顾一切前往的红都莫斯科，是心中的圣地，理想的家园。但她来北京后惟一的外出，都没超过天安门广场和左右公园的范围。
　　此时中风和糖尿病已让外婆离不开医院。为了健康起见，她一定要去瞻仰纪念堂的时间被一缩再缩。在纪念堂，曾经和被纪念者有过十年婚姻、六个儿女的外婆，把眼泪和呜咽一并吞下肚里。
　　妈妈和爸爸推着轮椅，让外婆坐到休息室的外公手书《七律·长征》前面。外婆抬眼望着丈夫那熟悉的龙飞凤舞草书，久久不语。
　　５年后，当我们推开急救室大门时，一切都已经结束了，外婆去了，随后是火化。火焰熄灭后，几块沉甸甸的钢铁家伙终于在森森白骨中露出了面目。外婆留给我们的，除了她的冤家弹片，还有１９５１年发给她的残疾革命军人证，按照规定，她可以每年领取３３０元的残疾金，但取款签名栏没有留下任何一处她的签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