01 早年政治生涯
从教士到战士
在欧亚两大洲交界的高加索山脉之中，有一个岩石遍布的小城镇，这就是格鲁吉亚的古老城镇哥里。
这里居住着大约5,000人。公元1879年12月21日，维萨里昂·朱加施维里和妻子叶卡特琳娜生下了一个儿子，他们给他取名叫约瑟夫（昵称索索）。后来，小约瑟夫长大以后又用名柯巴，最后他用了斯大林这个名字。斯大林一词在俄罗斯语中是“钢”的意思。
小约瑟夫的父亲约瑟夫·维萨里昂是距第比利斯不远的迪迪一利洛村人。维萨里昂的双亲与他们的先辈一样，都是农奴。对维萨里昂来说，解放就意味着他可以做鞋匠的生意。大约在1870年前后，年轻的维萨里昂作为一个摆脱了农奴地位的自由人，心情愉快地来到了哥里定居。
在小约瑟夫的童年时代，母亲叶卡特琳娜几乎是他生活的全部。由于父亲嗜酒如命，因而单靠修鞋挣来的微薄收入根本无法维持一家三口的生计。于是，叶卡特琳娜不得不靠帮助邻居们缝洗衣服来挣些零用钱，用以补贴家用。后来，维萨里昂到离哥里50英里的格鲁吉亚首府第比利斯的一家制鞋厂干活，这样，叶卡特琳娜母子俩的日子才算稍稍好过一些。她可以安下心来干家务：洗衣服、烤面包、收拾屋子、缝制衣服。
在拥有5,000人的哥里一共有4所学校，其中一所是初级神学学校。
从1888年到1893年，小约瑟夫在哥里的学校里度过了5年学习生活。他聪颖好学，而且具有很强的上进心。他通常都是班里最好的学生之一，甚至是班里最好的学生。教师和同学们很快就注意到，这个贫穷的、脸上带麻点的孩子聪明过人，各门功课对他来讲几乎不费什么劲。他们也注意到，小约瑟夫好胜心特别强，甚至有点任性，喜欢出风头。尽管班里的一些富家子弟看不起他，但无论如何，他在班里却有一种明显的优越之处，这就是：比起那些出身于葡萄酒商人或小麦商人家庭的纨绔子弟，他能够更轻松地朗诵课文，能够准确地回答老师的提问。在操场上，在课外活动中，他的敏捷和胆量更是富家子弟无法比拟的，因而大家都情愿听命于这个鞋匠家庭出身的穷孩子。正是在这所暗淡无光的教区学校里，小约瑟夫、未来的斯大林第一次体会到了阶级的区别和阶级仇恨。
同样是在这所学校里，小约瑟夫第一次领略了即使在他成年之后也一心一意研究、关注的问题——少数民族问题。格鲁吉亚语是父亲的民族语言，母亲也根本不会说俄语。在学校里，大多数功课都用俄语教授，课程表中规定每周只有很少几节课用格鲁吉亚语教授。在小约瑟夫读书的那个年龄段里，他很快就掌握了俄语，但出了学校之后，在家里，他仍然讲格鲁吉亚语。政府当时极力推行民族同化政策，强迫实行非俄罗斯族俄罗斯化，在学校里，尽管有不少说亚美尼亚语、土耳其语、高加索方言的学生，但俄语却统治了一切。民族同化政策使得当地的非俄罗斯族怨声载道，甚至10多岁的孩子们也举行罢课和示威，以示捍卫他们的民族语言。
1894年7月，小约瑟夫离开了哥里神学学校，并获得了一张考试优等证书。由于成绩优异，校方保送他到第比利斯神学院学习。
当小约瑟夫被录取入校时，第比利斯神学院已经变成一个反对俄国当局的中心。1885年，一个叫西尔韦斯特．季布拉泽的学生由于袭击院长丘杰茨基而被流放到西伯利亚。袭击院长的原因据说是由于他曾说过格鲁吉亚语是“狗语”，而季布拉泽被流放后，成了一名革命领袖。1886年6月，一个叫约瑟夫·拉吉耶夫的学生由于表现有反俄态度而被开除，哥里地区一个牧师的儿子一气之下暗杀了院长丘杰茨基。1890年3月，学生举行了为期一周的罢课运动；1893年底，米哈伊尔·茨哈卡亚和拉多·凯茨霍维利领导了一次学生罢课运动，警察关闭了学院，87名学生被开除，两位罢课运动的领导者后来都成了积极的革命活动家。
虽然如此，但学院里的生活照例每天都很严格。早晨7点钟，全体学生必须按时集中到礼拜堂里做长时间的东正教祈祷。白天，上课和祈祷交替进行。学生只能在得到特殊允许时才可以在课后外出两个小时，但必须在下午5点校门关闭以前返校。校纪森严，学生哪怕是有小小的过失，也要在地下室的一间小黑屋子里单独关禁闭。修道士的迫害，低劣的饭食，以及缺少新鲜空气和运动，使不少学生身心健康受到损害。
在神学院的头两年里，小约瑟夫留给老师的印象显然是个用功听话的学生。第一年，他在全班名列第八，第二年名列第五。他脑子反应快，记忆力强，能够不费劲地记住神学课的内容。他从未丧失过对祷文以及新旧圣约全书的韵律和诗意的兴趣。此外，他所学的课程还包括数学、希腊语、拉丁语、俄罗斯文学和历史。尽管所学课程多拘泥于形式，范围狭窄，但总还算得上是良好的基础教育。
与此同时，小约瑟夫也学会了造反者的谋略。他开始憎恨学院和修道士，憎恨他后来所称的“屈辱人的体制”。他很快就接受了当时在学生中风行一时的造反精神。但是修道士们却并没有觉察出他的真实感情，直到后来他再也不想掩盖时，他们才有所察觉。
这个时期，小约瑟夫读书的范围更广了。第比利斯有一个流动图书馆，他就从这个图书馆借书。他读的作品不仅有格鲁吉亚诗歌，也有俄罗斯和西方的经典著作。果戈里、谢德林、契诃夫和托尔斯泰都是他喜欢的俄罗斯作家。他阅读巴尔扎克、雨果、撒克里作品的译本，撒克里的作品《名利场》给他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他也爱看历史、经济和生物学方面的书籍。在他阅读的书籍中值得一提的有：达尔文的《物种起源》，费尔巴哈的《基督教的本质》，巴克尔的《英格兰文明史》，斯宾诺莎的《伦理学》，勒图努的《民族文学发展史》和门捷列夫的《化学》等。对一个年轻的神学院学生来说，这是一个大胆的读书活动。如同谙熟祷文和圣经一样，他读过的东西也从不会遗忘。多年以后，他常引用或提到许多他在这一段时间里所读过的书籍里的东西。
对小约瑟夫来说，这个时期，他对自己的前途仍然举棋不定。他明知自己不配当教士，也确实失去了对东正教的信仰，可是他又不知道选择什么样的生活道路。在这个时期里，萨莎·楚鲁吉泽和拉多·凯茨霍维利出现在小约瑟夫的生活里。他们年纪都比约瑟夫大，而且才干超群，对小约瑟夫的影响很大。他们是19世纪末叶俄国涌现出来的一批出类拔萃的青年中的典型。这些年轻人勇敢，相信应当打破这个制度，从而实现人民安享正义和富庶的太平盛世；至少用类似的办法摧毁或铲除少数人，使多数人享受到这种生活。
楚鲁吉泽出身于皇族家庭，是个有文学才干的知识分子。他投身革命事业，用格鲁吉亚文为两家大型刊物《沟》和《伊比利亚》撰稿，大力宣传和普及马克思主义理论。他在1905年6月患肺病去世，当时所有的格鲁吉亚革命者都参加了他的葬礼。结果葬礼变成了一次群众性的示威游行。小约瑟夫把楚鲁吉泽的文章收集成册，于1927年出版，作为对朋友的纪念。
拉多·凯茨霍维利的性格与楚鲁吉泽大不相同。楚鲁吉泽是个狂热的知识分子，而他却是个不知疲倦、富有事业心的实干家。他也在哥里神学校和第比利斯神学院上过学，然后开始了他的革命生涯。1893年12月，神学院发生了轰动一时的罢课风潮之后，他到了基辅，并在那里被捕，坐了3个月的牢，出狱后一直受到警方的监视。1897年，他回到第比利斯，以巨大的热情从事地下革命工作。
这两位朋友激发了小约瑟夫对马克思主义的兴趣。大概是他们介绍小约瑟夫加入了麦撒墨达西社（第三小组），这是格鲁吉亚第一个马克思主义社会民主组织。创始人有：诺伊·饶尔丹尼亚（曾在神学院上过学，从1918-1921年任独立的格鲁吉亚共和国主席）、K·齐赫泽、G·策烈铁里和西尔韦斯特·季布拉泽。诺伊·饶尔丹尼亚是这个小组的领导人。
麦撒墨达西社（第三小组）当时是个合法的组织，活动得到警方的许可。它出版《沟》（格鲁吉亚文日报）和《先驱》（月刊）。楚鲁吉泽和凯茨霍维利猛烈抨击这两种刊物。他们主张反抗沙皇政权，鼓动谋反，主张采取激烈的暴力行动。
尽管如此，参加麦撒墨达西社却是小约瑟夫成长道路上至关重要的一步。与两位朋友的讨论和与小组其他成员的接触增强了他对马克思主义的兴趣。当时让他负责一个工人学习小组。斯大林后来在追忆这些活动时说“我在斯图鲁阿同志住处接受了做实际工作的第一课，在场的有季布拉泽（他也是我的老师）、乔德里什维利、齐赫泽、波乔里什维利、尼努阿等第比利斯有名气的工人。”对一个年仅19岁的革命者来说，给工人讲课，是一种新的尝试，因此他十分兴奋；然而，他毕竟是个神学院的学生，行动自由上的严格限制无疑使他十分苦恼，因为这个时期他要做的事情太多了。
小约瑟夫那时虽然年仅19岁，但已经显示出是个有才华的学生。他博览群书，对马克思主义和革命思想有着非常浓厚的兴趣。神学院的生活对小约瑟夫来说，变得越来越难以忍受，加入麦撒墨达西社以及给工人学习小组讲课，使他感到生活有了目标。在他摸索自己前进的道路并最后确定全力以赴地投身革命工作的过程中，小约瑟夫曾征询过别人的意见。
作为一名革命者，小约瑟夫当前的任务是给几个烟草工人、泥瓦匠、鞋匠、织工、印刷工和马拉有轨车工售票员讲授社会主义。工人们都组织成为学习活动小组，每组10多人到20人不等，每一个志愿前来的学生都被分配给相同的工作，因为这个年轻的组织十分缺乏有文化、有觉悟的人才来启蒙它的成员。这些小组大多聚集在工人拥挤的窝棚里，空气中充满了刺鼻的莫合烟气和汗臭味。门外总有一个人放哨，以免遭受警察的突然袭击。在这里，年轻的小约瑟夫得到了锻炼、提高，从而感到了精神上的极大满足。在这里，从身份上看，小约瑟夫虽然还是修道士看管下的一只驯服羔羊，实际上，他却把精神上的炸药放到了沙皇帝国和教会的基础上。工人们在年龄上虽然比小约瑟夫大得多，但却都在恭恭敬敬地听他演讲，把他当成自己的精神领袖和领导人。
在这样的集会之后，小约瑟夫必须匆匆忙忙赶回学校，向修道士解释，并为自己长时间地不在学校寻找借口，然后装作十分虔诚的样子，到教堂去同其他人一起进行祈祷。也就是说，约瑟夫过着一种双重意义上的双重生活。作为一个不信教者，他却要假装是虔诚的教徒；作为一个革命者，而且在城里已经是一个重要人物了，在学校里他却又不得不重新扮演未成年学生的角色，听任修道士们的指责呵斥。无论如何，他的处境越来越困难了。在他留在学校的最后几个月里，学生品行登记簿上还没有提到他进行过任何社会主义的宣传。他显然想方设法地隐瞒了自己这方面的活动。
1899年5月27日，他被学院委员会开除了。斯大林自己后来说过，他是“由于宣传马克思主义被赶出神学院的”。约瑟夫·朱加施维里离开神学院之后，自称柯巴。年轻的柯巴如饥似渴地阅读他所弄到的各种革命材料，与那些具有革命新精神的人接触、交谈。普列汉诺夫和列宁的著作对他的思想产生了巨大的影响，然而，由于他远在格鲁吉亚，因而他还不能与革命运动取得真正的联系。
在被学校开除后的几个月里，即从1899年5月到这一年的年底，柯巴既找不到工作，又没有固定的住处。他到哥里同他的母亲待了一段日子，后来又返回了第比利斯。这段时间，他大概是同听他讲课的一些有阶级意识的工人住在一起。靠着朋友的帮助，他在一些中产阶级家庭中教课，挣得一点点钱。到了这一年的年底，他谋到了一个职位，即在第比利斯天文台当一名职员。虽然他的薪水十分微薄，但这个职位却有重大的好处。他的工作并不太忙，并且在天文台里有单独的一间屋子，这使他第一次尝到了清静的味道。这时他能够不时地在他的屋子里举行集会，并且希望利用天文台这样一个特殊的地方，暂时逃脱警察的监视。这一点很重要，因为在随后的几个月里，警察逮捕了一些“麦撒墨达西社”成员，而他却安然无恙。他懂得如何使自己不引人注意。小心谨慎，沉默寡言，敏锐机警，沉着镇定，他已经在许多方面成为一个理想的地下工作者了。
在天文台的最初几个月里，他同其他一些人忙于准备高加索的第一次“五一”节游行示威。这是对欧洲工人表示团结的行动，也是一次对当局的挑战。在指定的那一天，大约有400～500名工人出了城，到第比利斯远郊区的盐湖去集合，因为那里大概不会受到警察的监视。到了目的地，示威者排着整齐的队伍，举起了红旗。工人们举着横幅，上面用俄文、格鲁吉亚文和亚美尼亚文写着革命标语自制的马克思和恩格斯画像也高高地举起来了。柯巴在会上作了他第一次的公开演说。另外还有两三个人发表了演说，随后，示威的工人们唱起社会主义者的歌曲。第比利斯的社会主义者在柯巴的领导下，正是以这种方式开始聚集自己的力量。他们决定下一次“五一”节游行示威将在市中心举行，以示对沙皇俄国政府及其暗探局的公然抵抗。
在此以前，柯巴只是在需要的时候才偶然写一些短的传单和宣言，现在他已经试着写一些革命的理论文章了。拉多·凯茨霍维利躲过了第比利斯警察的缉捕，来到了巴库，并且终于在那里建立了一个他日思夜想的秘密印刷厂。他现在已经可以着手用格鲁吉亚文出版一家“非法的”报纸了。这家报纸叫做《斗争报》，于1901年9月创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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