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走进现代文化：胡适的婚姻与恋爱》：
胡适与江冬秀订婚时，还只是刚读完九年私塾的“农村知青”，江冬秀也读过二三年私塾，堪称般配。自胡适赴上海进入新式学堂，继又赴美留学，彼此的思想与知识的水平就越拉越大。胡适在自撰的新婚对联中说：“旧约十三年，环球七万里。”在这十三年中，胡、江两人的经历向着不同的方向发展：妇方是空阁守待，十三年如一日；男方则七万里路遥关叠，柳暗花明，是不平静的十三年。最后是新人践旧约，正如胡适在婚后所说：“有意栽花花不开，无心插柳柳成荫。”
胡适在上海读书的时候，在当时新思潮的影响下，就曾在《竞业旬报》上发表过《婚姻篇》的文章。他在文中说：“中国男女的终身，一误于父母之初心，二误于媒妁，三误于算命先生，四误于土偶木头，随随便便，便把中国四万万人，合成许许多多的怨耦[同'偶']。”如果长此以往，“那可怪不得那些青年男女要说家庭革命了”。但后来他又引孟德斯鸠的话，认为父母的“见识思想毕竟比子女的强些”，主张仍由父母主婚，但儿女有干涉之权，可以提出自己的意见，由父母与儿女相约而定。这就算是“完全的好法子”。胡适在上海读书时对这一问题的论述，隐约流露对自身婚姻的不满情绪。1908年，冯顺弟怕夜长梦多，催胡适回家完婚。胡适在复母亲的信中，列举种种理由，说明“儿万不能归也”，并明确指出：“合婚择日，儿所最痛恶深绝者……大人又何必因此极可杀、极可烹、鸡狗不如之愚人蠢虫瞎子之言，而以极不愿意、极办不到之事，强迫大人所生所爱之儿子耶？”这是胡适在婚姻问题上的一次思想变化。虽然胡适声明无意革“母命”，但却有抗命之实。他希望把婚期往后延宕，让时间来裁决。
胡适到美国留学，生活在恋爱自由、社交公开的社会里，思想曾一度发生逆反的变化。在康乃尔大学1911年的一次辩论会上，胡适竟置身于自由婚姻反对派之列。他为中国传统的婚姻制度辩护，曾计划写一本《中国社会风俗真诠》的专著，为中国的风俗一一做“辩护”。胡适当时强调：“吾国顾全女子之廉耻名节，不令以婚姻之故自累，皆由父母主之……女子无须以婚姻之故自献其身于社会交际之中，仆仆焉自求其耦[偶]，所以重女子之人格也。”并说西方女子“长成即以求耦为事……驱之使自献其身以钓取男子之欢心者，西方自由婚姻之罪也”。又说“中国婚姻之爱情是名分所造成的，订婚之后，女子对未婚夫自有特殊柔情……及结婚时，夫妻皆知有相爱之义务，故往往能互相体恤，互相体贴，以求相爱。向之基于想象、根于名分者，今为实际之需要，亦往往能长成真实之爱情”。
胡适此时的婚姻观，比在上海时后退了，究其原因，一方面是胡适自幼受礼教的影响太深，同时也因他当时对西方的生活方式了解尚浅。胡适从中国“礼”的角度来看美国的男女公开社交，当然会感到不成体统。胡适当时对西方的自由恋爱，尚不知其所以然。1914他还认为“求婚一定是极堪狼狈的事”，不如媒妁婚姻之“文明”，正好“免于青年人求婚的苦恼”。这一切，随着胡适对美国社会的进一步了解，由知其然进而知其所以然，自然从自我禁锢的“礼”的框框中走出来，男女交往的观念也为之一变。1914年6月，胡适第一次造访女生宿舍，留有如下日记：“吾十年之进境，盖全偏于知识一方面，而于感情一方面几全忘却，清夜自思，几成一冷血之世中人……念悬崖勒马，犹未为晚，拟今后当注重吾感情一方面之发达。吾在此邦，处男女共同教育之校，宜利用此时机，与有教育之女子交际，得其陶冶之益，减吾孤冷之性……吾在此四年，所识大学女生无算，而终不往访之，吾四年未尝入Sagecollege（女生宿舍）访女友，时以自夸，至今思之，但足以自悔耳。今夜始访一女子。拟来年常为之。”
胡适的婚姻观，又从来美后一度的逆反心理中走出来了，悟今是而昨非。胡适在中国“礼”俗的回潮中悬崖勒马之时，已是在美国生活了三年零十个月之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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