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节 理学经世派的胜利
杨昌济诞生于太平天国首都天京（南京）陷落（1864）之后的第七年。天京陷落这一事件，标志着以唐鉴（1778—1861）为领袖的近代理学经世派在政治上的胜利，也标志着理学在近代中国的复兴。
唐鉴，字栗生，号镜海，湖南善化（今长沙）人。父唐仲冕（1753—1827），乾隆五十八年（1793）进士，官至陕西布政使。唐鉴嘉庆十二年（1807）举于乡，十四年（1809）进士，钦点翰林院庶吉士。嘉庆十九年（1814）充会试同考官，在北京供职，日与戚人镜、贺长龄、陈鸿、贺熙龄等以理学相切磋，以经济相劝勉。谓畿辅水利久废不举，国家生财之道莫此为善，因采择古书，并查访直隶河流湖泊，著成《畿辅水利》。嘉庆二十三年（1818），授浙江道监察御史。道光元年（1821），道光帝即位，诏中外大臣各举所知，诸城刘镮之推荐唐鉴出任广西平乐府知府，设五原学舍教瑶民读书。道光十三年（1833），升任安徽宁池太广德道兵备道。十四年（1834），调任江宁十府粮储道。十八年（1838）奉旨补授浙江布政使。途次，调补江宁布政使。总督陶澍寝疾，代行院事。
道光二十年（1840）四月，内转太常寺卿，入都供职。太常寺卿虽位于九卿之列，实为闲曹冷职，但唐氏兢兢于职守。二十三年（1843）开始著《国朝学案小识》，二十五年（1845）书成。全书十五卷，仿黄宗羲《明儒学案》《宋元学案》之例，将清代讲学诸儒分立《传道学案》《翼道学案》《守道学案》《经学学案》《心宗学案》等五个学案。全书大旨扶持程朱理学，谓宗朱子为正学，不宗朱子即非正学。对墨守程朱理学的陆陇其（稼书）等人推崇备至，辨王阳明心学“阳儒阴释”之非。
曾国藩说：“唐镜海先生德望为京城第一。”尽管唐鉴在北京居住简朴，官位也不是很显赫，但他身边却聚集着一批热衷理学的士大夫。对此曾氏有描述：“唐先生之内召为太常卿也，以道光庚子僦屋于内城之西南，分听（厅）事四之一为读书之室，袤得周尺之步，广半步耳。自国藩之修候，或月一至，或再三至，未尝不见先生手一编，危坐其中。它人见者亦然。”时倭仁、曾国藩、吴廷栋、窦垿、何桂珍、吕贤基、邵懿辰、陈源兖等皆从唐鉴考问学业，陋室危坐，精思力践。陈康祺在《郎潜纪闻初笔二笔三笔》中，比较准确地评价了唐氏在晚清理学史上的地位：“乾嘉以来，朝士崇尚汉学，承学之士，翕然从风，几若百川之朝东瀛，三军之随大纛。公独潜研性道，被服洛闽，力践精思，与世殊轨，亦豪杰之士矣。”往下，简要介绍这个理学集团成员的情况：
乌齐格里·倭仁（1804—1871），字艮峰，号艮斋。蒙古正红旗人，河南开封驻防。道光九年（1829）进士。他早年官京师时主要的社交圈子是河南同乡，如李棠阶、王轸、吴佩斋、王检心、王涤心等。道光十三年（1833），成立“正学会”，究心王（阳明）学，定期会课，将每天的言行以及所思所想写成“日录”，然后互相批阅，互相规劝。他们的修养心身的功夫主要从体验内心着手，追求一种神秘主义的精神境界。道光二十年（1840）唐鉴再官京城，倭仁与同年好友窦垿拜访了唐鉴这位学界前辈。倭仁将其“日录”送给唐氏批阅，并请教为学之道，唐鉴明确地告诉他：“学以居敬穷理为宗，此外皆邪径也。”“居敬穷理”是中国宋代程朱学派所倡导的一种修养方法。“居敬”语出《论语·雍也》“居敬而行简”；“穷理”语见《周易·说卦》“穷理尽性以至于命”。程朱理学家认为所谓“居敬”，就是“心”的“主一”“专一”“自作主宰”，不为外物所牵累；所谓“穷理”，就是“欲知事物之所以然与其所当然者而已”，亦即致知明理。这样，就要求学者认真读书而不要耽于内心体验。此后，倭仁笃守程朱的“主敬”修养方法，以“居敬涵养其本源”，然后通过格物穷究事物之理，并且将“居敬存心”“穷理致知”列入其所辑的专讲为学之方的《为学大指》中。曾国藩在日记中曾记述唐鉴对倭仁的评价：“用功笃实，每日自朝至寝，一言一动，坐作饮食，皆有札记。或心有私欲不克，外有不及检者皆记出。”通过与唐鉴的问学切磋，同时还与其他理学道友如吴廷栋等的交往，倭仁在程朱与陆王之间进行比较，最终转向程朱理学，成为晚清著名的理学家和权臣。例如，他在1862年一年三迁，从工部尚书、协办大学士至文渊阁大学士，并当上幼帝同治的师傅，掌管翰林院，一跃而成为清王朝的最高理论权威。杨昌济很重视倭仁对曾国藩的影响。他在1915年3月3日的日记中写道：今日从周印昆处借来曾文正手书日记，共四十本。“观文正之所以自克者，如多言、好名、忿怒等，余幸无之。……观倭艮峰（仁）所批，可见其用功笃实，过于文正，宜其为文正所敬惮也。文正日记有一节纯用楷书，盖慕效艮峰之所为也。”P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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