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走私洋垃圾”是犯罪,不能止于一退了之
孙小果“亡者归来”,死刑何以改判更值得追问
重判性侵幼女案：必须法定加重+酌定加重
若孙小果案重审,死神会不会再度降临？
校车遗忘孩子致死案,多轻判缓刑不可取
不收现金就不是受贿？法律可不这么认定
保姆偷子案“过刑法追诉时效”,不代表不能追责
3名老人被藏尸冰柜,不妨公布真相
“反腐英雄”之女失踪案：鉴定枯井遗骸不该这么难
孩子家暴案频发：撤销监护权不该只流于文字
200名村民求情的“为民除害”案,可否法外开恩？
“恶婿”被殴致死,情理法宜相通相融
境外赌场从内地吸万亿赌资,是时候“合作缉赌”了
“捡”快递车前的茅台酒,警察能不管吗？
辱骂学生被撤职,对“恶语老师”法律责任该追也得追
高空抛物：适用“寻衅滋事”,可能轻纵了
偷拍裸照难算“个人信息”？该考虑降低入刑门槛了
章莹颖案凶手未判死刑,有遗憾却也不意外
“衡阳警察打人案”：正当防卫权逼仄,也会伤到警察
治理高空抛物的法治路径转型
“小偷被法律宠溺”的逻辑何以生成？
对地铁“咸猪手”该入刑就入刑
“丽江反杀案”：正当防卫综合征难解,但应尽早解除羁押
酒后接替代驾进小区不算“醉驾”,符合宽严相济
初中生9次砖砸老师：不纵容戾气也是保护未成年人
降低刑事责任年龄非唯一治理路径
1年4次取保候审被拒：谁该为病重女企业家之死负责？
金泽刚教授解读高空抛物定罪
用司法政策强化“抛物危险,危险必罚”共识
“操场埋尸案”真相大白：扫黑就该拔除保护伞
身背7条人命的“亡命鸳鸯”,是不是“天生犯罪人”？
女儿驾车顶父亲开1公里,不只是家丑还违法
律师调查令尚需法律来规范
大学生遭围殴反抗致人重伤：是正当防卫吗？
让正当防卫制度成为“活的法律”,且持久永恒
战“疫”精神将在多方面推动中国前行
酒店坍塌,哪些人要承担刑事责任？
瞒病登机、飞机上撒谎,如此入境就该严惩
疫情防控逼出大批逃犯的司法应对
囚禁奸淫16岁少女,没出“人命”也该判死刑
惩戒网络“怪叔叔”,持有儿童淫秽信息也需入刑
惩治“线上性犯罪”,须“魔高一尺道高一丈”
偷拍女同学：传播淫秽信息,也别漏了侮辱罪
“高管疑似性侵养女案”：该怎样厘清道德与法律？
鲍毓明案不能不令我们反思
宿舍偷情跳窗死亡,店主被判十年半,凭什么？
抢烟少年车祸死伤,追赶店主犯罪了吗？
“冷兰案”再审：“排除合理怀疑”不是逼人自证清白
“建三江虐童案”：为什么批捕时用了两个罪名？
最高法介入广西10岁女童被奸杀案,让正义近了一步
性同意年龄提高到16周岁,但不能一刀切
侵害未成年人案件强制报告制度重在强制和落实
殴打诱发冠心病死亡,能判缓刑吗？
买飞机延误险被抓：“虚假”未必是诈骗犯罪
色情直播：淫秽牟利、损害商誉,一个罪名也别漏
别误解了“四川废止卖淫嫖娼旧法”
王振华案庭外“口水战”：请考虑律师职业道德
失主开车撞伤小偷：正当防卫认定别扩大化也别机械化
孩子溺亡,家长要不要承担刑责？
惩治冒名顶替上大学,刑法和民法都应有所作为
爱钱进APP爆雷,代言明星该担何责
控制小偷时打了人,一定构成“非法拘禁罪”吗？
“安顺公交车坠水案”后如何防治无差别杀人
查实“熟人下药案”具有积极社会效应
“下药男”被刑拘：未得逞亦难消“约会迷奸”之恶
“‘大学生’偷外卖案”：从刑拘到取保关键在依法办事
快递小哥挺身挡刀：当时拿起根棍子如何？
对“罪行极其严重”的杀人案,适用死刑不可避免
专门教育取代收容教养是教育矫治科学化
前夫假释才八天又伤妻,别因家暴就苛责正当防卫
交警队长儿子肇事逃逸又转“轻伤”了,还担刑责吗？
遏制餐饮浪费,须法治与德治并举
高中生踢伤涉猥亵者被刑拘值得重新考量
教师离职遭索赔,促高校人事改革加强法治化
丈夫打伤猥亵妻子者,巨额赔偿有违法律初衷
打击猥亵违法犯罪需统一司法认识
当场捉拿或伤及猥亵违法者,究竟是什么性质？
不苛求完美防卫人,让正当防卫的适用更精准
买热搜、告强奸又道歉,梁颖构成诬告陷害罪吗？
保外就医频造假,“纸面服刑”须根治
女摊主割伤城管,认定正当防卫并非鼓励暴力抗法
汉秀剧场座椅挤压致两人死亡,是不是该刑事追责？
被关押269天后释放,“有罪供述”会否影响国家赔偿？
个别下调犯罪刑责年龄具有积极意义
未成年人刑事责任年龄下调是因应现实需求
更好发挥认罪认罚从宽制度功效
新《未成年人保护法》凸显社会法属性
刑责年龄下调还需“两条腿”走路
狂喷百瓶香槟不付账,以诈骗罪判缓刑合不合适？
被“运毒犯”冒名15年：及时纠错是弥补受害者应有之义
严格执行人民陪审员制度,事关程序正义
将社会主义法治优势转化为国家治理效能
一家人虐打死儿媳：虐待罪,还是故意伤害罪？
入室“捉奸”算是私闯民宅吗？
警惕侵犯个人信息等新型违法犯罪
方洋洋被虐致死案背后的家暴案件治理之痛
受虐50年后杀夫,如何量刑才能体现公正？
奸淫4岁幼女获死刑,既是严惩也是威慑
抵抗强拆构成正当防卫,具有标杆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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